“天人合一”強調“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把整體自然界看作一個統一的生命係統，主張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價值，愛護一切動物、植物和自然產物。[參照田廣清著《和諧論——儒家文明與當代社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年6月版。]儒家把天、地、人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把天道與人道緊密地聯係起來思考，體現了生態中心和整體論的宇宙哲學觀。古代中國人對自然和生命的節律十分敏感並有各種禁令，主張凡事應當按照大自然的節奏、萬物生命的節律來安排。《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亦記載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禮記》“月令”篇記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孟夏之月：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而直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到“季秋之月”，則“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並且，“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總之，當春萌夏長之際，不僅特別不許破壞鳥獸之巢穴，不許殺取或傷害鳥卵，蟲胎、雛鳥、幼獸、也一般地禁止人們各種有害於自然生長的行為。所禁的行為對象範圍不僅包括動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而其中的“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則可視為基本的原則。這些禁令一方麵為了人的利益，使百姓“有餘食”、“有餘用”、“有餘材”，另一方麵也有讓各種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長、“無傷”、“不夭其生、不絕其長”的意義，即不僅人的生命、所有其他的生命也都有其價值和意義。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周代，那時表達為“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周易·乾卦》中講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相傳為孔子所作的《周易大傳》在闡發這一思想時認為：“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這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我國古代思想家在天地人的關係中強調必須按自然規律辦事，順應自然，謀求天地人的和諧，這就是“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周知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人要在遵從自然規律的條件下，積極地順應自然。
孟子以“誠”（意為“真實無妄”，屬道德範疇）這一概念作為天人合一理論的指向，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責上》）《中庸》把“誠”視為天的本性，是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本：“誠有物之始也，不誠無物”要求以“誠”這一道德修養達到“天人合一”。漢代董仲舒認為“天地人”三者處於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作用，但卻是“合而為一”。他說“事物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不可一無也。”（《春秋繁露·立之神》）
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發展到宋代，更趨於成熟，宋儒在繼承先前儒家思想的同時，吸收了墨家的“兼愛”，莊子“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以及惠施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天人合一學說，並由思想家張載首先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儒者則因明至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
程朱學派有關“天人合一”的哲學闡發為中國古代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程顥提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態倫理學價值，將“天理”作為最高哲學範疇，天理即生，“生”是宇宙的本體，在生生不息的天道之下，通過陰陽二氣化生，產生天地萬物，人是天地萬物之一，即“人與天地一物也”，人明白這一道理才成為仁者。[葛榮晉《“天地萬物一體”說與現代生態倫理學》，載《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