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學的進展不等於僅僅從倫理的角度看待環境、生態問題，實際上環境倫理學與哲學各分支有廣泛的聯係，尤其是與自然哲學的複興緊密相連，新興自然哲學觀往往交織在環境倫理認識中，在這方麵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態世界觀[卡氏著有：1.《物理學之道》，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3.《綠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上列三書在東西方有廣泛影響。]。卡氏認為笛卡爾——牛頓機械世界觀是西方現代種種危機的根源，拯球危機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觀，新的世界觀是合乎現代科學的自然觀——他還認為這與東方古代智慧相通，這個世界觀的思維機製是非機械論、非二元性、非線性的係統思維。卡普拉的世界觀是對現代科學自然觀、係統論、心理學、生態學、經濟和政治製度、東方智慧等眾多內容的一次綜合嚐試，也是身心係統、自然係統、社會係統、生態係統等的統一嚐試。他認為“我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們賴以進行交流的一切群眾性機構以及生命本身，取決於我們和生物圈之間的明智的、畢恭畢敬的相互作用”。[參張豈之《關於生態環境問題的曆史思考》，載《史學集刊》，2001年第3期。]
現代哲學提出應該實現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的轉變。法國經濟學家f.佩魯（F·Perroux）在他的《新發展觀》裏認為，一旦接受了以人為本的新的發展觀，就可望出現人類價值觀念方麵的相應變革：“個人的發展，個人的自由，是所有發展形式的主要動力之一。”這似乎意味著，在新的發展觀裏，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必須統一起來，即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必須置於這一觀念的中心。非常明顯，人作為一種絕對價值，構成了一切社會物化過程的“阿基米德點”，而所有的物化過程都隻能是人的發展的手段。這樣，發展便被置入人的解放和進化的軌道，人本身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構成了價值判斷的前提。[f.佩魯著《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關於“生態自我”這一概念，對中國當前的電視文藝發展來說，理解起來會有一些困難，因為我們尚在現代化的途中，還沉浸在發現人的狂喜中（“文學是人學”仍是中國文藝批評十分流行的命題），依然以人本主義為解構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工具體係。[王曉華《當代中國文藝批評的三重欠缺》，載《文藝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五四時期對於自由、個性的言說，表明‘人是目的’這種意識已經開始在中國生成和推廣。近年來流行的古裝曆史劇大多宣揚等級觀念和權謀文化，其中不乏動輒下跪和感謝皇恩等奴性洋溢的畫麵，就說明不少文藝創作者還不具有基本的人道主義觀念。”[王曉華《文藝批評須建構人文關懷精神》，載《深圳特區報》2004年6月14日。]時統宇反複強調人文關懷對於電視批評的重要性：“以一種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來審視電視，從人文主義的視野觀照和反思電視，抨擊電視給人類帶來的負麵影響，揭露電視在人的發展中種種異化作用，力主用人文精神來提升電視的文化品味，這不僅代表了中外對電視持批判態度的人文學者的主旨，而且成為世紀之交時電視發展的基本走向。”[時統宇《電視影響評析》（第四章上），新華出版社，1999-01-01。]
三、電視文藝生態批評對精神世界環保的關注
在現代的社會中，我們體驗到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各個不同領域的快速變遷，拜科學文明之賜，原先需依賴勞力的生產活動，逐漸由機器所取代，我們得以享受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與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繁榮與便利的景象。電子媒體的出現，大眾文化的興起，使我們的世界豐富多彩，人們認知自然和人類的途徑得到了很大擴展，人類帶著20世紀創造的巨大財富邁進了21世紀。然而在財富和便利的背後卻蘊藏著嚴重的焦慮，現代化高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和人的異化、精神生態失衡問題，所有這些都迫使我們去認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紀人類基本精神價值的問題。
精神價值是相對於物質價值而言的，它是指客體（自然、社會、精神產品）同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關係。精神價值大體包括知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這三種精神價值密切聯係。如果說物質價值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價值，那麼精神文化價值則是人類日益走向全麵發展的標誌。三種價值的統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真、善、美的統一。“電視文藝生態批評”拓展了文學研究中關於“生態批評”的最初界定（“生態批評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係的批評”），與當前國內文學中的“生態批評”更多關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重點關心物質世界的環保，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注自然的價值有所不同之處在於，“電視文藝生態批評”將人所創造的“媒介環境”作為我們生存的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生態”的觀念進一步推進到人類自我的中心世界。不管是精神生態、文化生態還是社會生態，指向的是與人密切相關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