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怎樣才能突出“新”字呢？下麵先從立意談起。
（一）立意
立意，講的是一篇文章的主題。立意要新，也就是作者選擇的角度要新。不管是寫消息、通訊，或別的什麼文章，都要求作者選擇的角度要新。新的角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作者腦子裏想出來的。新角度的選擇，我概括為四個方麵。
1.新角度從生活中來
1978年4月底，《光明日報》刊登了我寫的一篇通訊《貼心人——記數學所五學科室黨支部書記李尚傑》。這篇通訊曾引起強烈的反響。但是，這篇通訊的角度恰恰不是從文件中來，也不是從領導機關指示中來，而是從生活中選擇的。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我經常到中關村去采訪。因為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等同誌當時已是著名數學家，我經常要去數學研究所。我每次到那裏采訪，他們總是建議我寫一寫他們的支部書記李尚傑同誌。
開始我還不以為然，但時間久了，我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想法：為什麼科研人員愛戴李書記呢？
我去訪問李尚傑同誌，他很謙虛，不願意談自己。我當時想，你不談也行，我找科研人員談。於是我每次到數學所，總要找幾個同誌聊一聊。我的采訪本記了整整一本。我發現，人們之所以愛戴李書記，是因為他是大家的貼心人。這篇通訊的角度，就這樣在反複采訪中醞釀出來。後來，我在一個星期天早早地去李尚傑同誌家裏把他堵住了。我拿著筆記本對他說：我已經記錄了一整本，這回你該同我談談了吧。因為我們已經交上了朋友，所以他這次倒挺合作，從上午9點一直同我談到下午3點。角度已經選定，采訪業已成功，我僅用一天的時間就寫了這篇《貼心人》。
2.新角度從群眾中來
1980年1月5日，《光明日報》刊登了我寫的一篇人物通訊《室主任談鎬生》。對於這篇通訊，社會上的反響是比較好的。一位地質學界的老前輩讀這篇通訊時，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不少讀者還寫信給我和談鎬生同誌，談他們讀後的體會。
為什麼人們喜歡這篇通訊呢？我認為是角度選得好。在這篇通訊裏，我著重寫談鎬生同誌愛護、幫助青年科研人員，尊重青年科研人員勞動的事跡。這是一個科學界相當注意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選擇這個角度的過程是這樣的：
力學所基礎研究室的關德相、王永光同誌來報社反映情況，說他們的室主任、二級研究員談鎬生教授辦了一個研究室，成果累累。他們希望宣傳一下。領導叫我來接待，並且辦理這個事情。我立即抽出時間到力學所采訪。
這個室共有三十餘位科研人員，我接觸了其中的25人。事實告訴我：這是個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研究室。談鎬生的威望很高，人們介紹了有關他的許多故事。新聞的依據有了，寫這個研究室——可以，寫談鎬生教授——也可以。究竟寫誰呢？我在采訪之餘，專門向室裏的同誌請教了一次。他們說：“這兩方麵都可以寫，但是，我們希望你寫寫談鎬生同誌。他的行為太感人了。”大家都這麼說，我就拿定主意了，寫談鎬生同誌，寫他關心青年科研人員的事跡。這個角度就在采訪過程中、在與群眾商談中定了下來。
3.選擇新角度要抓住能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
《光明日報》從1980年3月26日起，分三次登載了一篇通訊《權威》。這是本報駐澳大利亞記者張澤權同誌和我一道采寫的，是寫聲學研究所所長汪德昭同誌的事跡的。
聲學所是1979年受到國務院嘉獎的先進單位。老張和我去采訪的時候，聽到許多好人好事。我們感到這個所的所長好，科研人員也好，為有這樣的研究所而歡欣鼓舞。
采訪過程中，我們為選擇宣傳角度討論了好幾次。第一次，我們想寫這個所的年輕人，但是碰到困難。因為許多年輕同誌都不願寫自己，一再籲請我們寫老所長汪德昭同誌。我們放棄了這個想法。第二次，我們想寫所長和兩位副所長的協作。但是當我們翻閱報紙時，發現這個主題也有人寫過，而且不容易寫好。最後，我們才決定寫老所長汪德昭，寫他的權威，寫他為何受到科研人員的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