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有關“世界信息和傳播新秩序”的爭論使得一個概念逐漸地風行起來，這就是“媒介帝國主義”。它的產生與媒介聯合體憑借龐大的規模和雄厚的資源，向全球進行滲透並施加影響有關，也與一個盛行激進主義的年代有關。圍繞著這個話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傳播學界、政治學界以及相關的文化領域都曾開展過尖銳的大討論、大辯論，方法上涉及製度學、解釋學、符號學和話語分析等，其本身也是一個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
80年代中後期以後，“媒介帝國主義”概念逐漸淡化，或“鋒芒日見魯鈍”。按照批判學派代表人阿特休爾的說法是：“很大程度上，著重傳播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占據了70年代的講壇，到了80年代似乎開始消散。”其中原因，除了在方法論上直接受到觀眾研究的巨大衝擊以外，還與社會曆史方麵的各種因素密切相關，諸如冷戰背景的複雜性、作為其主要論壇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功能的變化、全球化體係的影響以及學術界的新思潮對之的“消解”作用，等等。
90年代，隨著“全球媒體新秩序”的形成，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崛起和發展，信息宗主國、信息殖民主義、數字鴻溝、製信息權等概念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它們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網絡化社會中的技術可能性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信息傳播的不平等，因此使得與“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相伴隨的問題又有了新的時代特征，也特別緊迫地提出了考察這一概念從60年代到網絡社會崛起過程中的演變、波動和文化意義的研究課題。
1.兩個概念的相連
在廣義上，“數字鴻溝”不僅再現了曾包涵在“媒介帝國主義”概念之中的全球南北差異，而且使不均等的發展更加突現，是“各處社會裏每個有活力的區域和疆域，與其他淪為與係統邏輯全然無關之處的地方兩方之間的不均衡。”
它也更加明顯地表現出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內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不同教育程度階層和不同收入水平之間的差異。處於“鴻溝”劣勢一邊的國家、地區和人群在信息和通訊資源方麵是貧困的和匱乏的，也是被動的和依賴性的。
關於國家、民族地區內部的“信息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在60、70年代還沒有如此突出，“媒介帝國主義”概念也曾因為缺乏這一考慮而受過指責。起初，在拉美、亞洲和非洲國家，進口媒介的主要消費者是富有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數人；但後來，諸如收音機、電視機、錄像機還是以絕對的數量滲入欠發達國家。
因特網的普及也同樣經曆了逐漸走向民眾的過程。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狀況，以及人口基數和現有條件，突出了網絡時代的問題。一方麵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正在擴大，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和群體正被日益邊緣化。另一方麵是就各個國家內部來說，因特網的使用在社會、種族、性別、年齡和空間等方麵的不均等現象日益突出，而且，這種不均等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盡一致的表現，如從因特網使用者的學曆上來看——就全球範圍而言，30%的人擁有大學學位，但這個比例在俄羅斯為55%，在墨西哥為67%，而在中國則高達90%。
在宏觀層麵上，“數字鴻溝”的矛頭再次特別指向美國在網絡世界中的霸權地位。從美國官方和軍方的一個研究項目到全球性的傳播媒介，因特網走過了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相當時期、相當程度的集中化——包括研究機構的集中化，研究資金的集中化，研究力量的集中化，以及研究地域的集中化，等等，“盡管互聯網生來就是一個全球媒體，它的發展進程卻是由美國及少數幾個國家來決定的。”如前所述，它在美國得到獨特培育的時間和程度超過了電影、電視和無線電廣播，也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通信領域的革命有著密切的聯係。
有幾個實質性的問題，將網絡中的“數字鴻溝”概念與從前的“媒介帝國主義”概念聯係起來。
一是關於國家主權問題。
許多國家都有一個擔憂，即不平衡的網絡技術和網絡資源將會減少國家的主權。因特網的形成，是一場由美國人發起並主導遊戲規則的革命。美國政府把“網絡信息高速公路”視為國家基礎結構的新基石，這樣一條公路的發展，將對國家的存在方式和運作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國家將不再以單純的地域範圍為限製，而是成為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其中既包括區域性、地方性的社會組織，也包括各種超地域性的虛擬社會組織。“美國正是靠這條無形的‘公路’，無聲無息地穿越了國界，很快裹起了整個‘地球村’，把自己的‘網絡疆域’擴展到許多國家，對別國的‘網絡主權’構成了威脅。等到他國醒來時，發現美國人那條‘公路’已經成了美國的新領土。”
這裏的“網絡主權”牽涉的是憑借信息資源的壟斷，達到技術和文化上的擴張。“網絡主權”不是一種孤立的主權，也不是完全呈“虛擬”狀態，而是與國家的政治主權、經濟主權、文化主權密切相關，後者在未來社會中將越來越依賴於前者，依賴於信息遏製、信息威懾和信息封鎖等方麵的力量。
二是所謂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原則的問題。
1999年7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計劃與政策局發布了工作報告，全麵闡述了管製因特網的基本觀點和一貫做法。報告認為，因特網在美國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並且有今天的規模，取決於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因特網本身技術上的開放性，另一個是聯邦政府通信委員會所一貫堅持的自由的政策。“聯邦通信委員會早期所進行的一係列放鬆管製的政策，為數據通信業務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特別是進入80年代後，聯邦通信委員會將增值服務（信息服務）商作為電信業務的最終用戶看待，不承認普遍服務義務，不繳納接入收費。從政策上支持了因特網的起飛。”
70年代，圍繞“世界信息和傳播新秩序”的爭論，使有關“信息的自由流通”的問題得以突出。在那個時候，麵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指責，美國也正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觀點為主要的辯護理由，來反對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新聞與傳播新秩序的努力。因為在它看來，強調不平衡的媒介流通將會減少國家主權的觀點，勢必要求政府和其他國內力量對新聞媒介進行控製，這樣，從一個角度看是違背了美國人一貫信奉的信息自由流通和新聞自由的觀念，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威脅到了美國的商業媒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