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教學的顛覆與重建
從民辦教師到名校長的傳奇經曆
編者按：從民辦教師到名校長，李升勇演繹了一個教育的傳奇。於是，就有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有的也在叩問其中有何奧妙之所在。為此，陶繼新先生與李升勇校長進行了一場探究性的對話——
家庭教育，奠定了事業發展的基礎
陶繼新：李校長您好，您經常說自己是一個“三不校長”：“不該出生的年代出生，不適合讀書的年代讀書，幹了自己不該幹的工作。”從一名民辦教師成長為全國知名校長，這樣的經曆很富有傳奇色彩，不少校長都對您的個人成長經曆感興趣，您能否介紹一下您的學習成長曆程？
李升勇：從哪裏說起呢？一個人的成長與家庭文化環境是血脈相連的，做人做事的態度，離不開家庭的教育和熏陶，我還是從家庭教育談起吧。
陶繼新：家長是孩子生命成長的第一任教師，對孩子的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麼，您可以談談家長對您的影響！
李升勇：生活中父親給我的影響最大，他的人生經曆很坎坷，早年喪父，十幾歲就獨自麵對社會，苦難的經曆不但沒有把他壓垮，卻鍛造出他奮發向上的性格。在解放前，他組織成立了德平縣第一個互助組，接著又第一個成立了初級社，後來成為高級社的黨組書記。1954年五一勞動節去北京參加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父親領獎陶繼新：這一段革命經曆，也是其生命鍛造的過程。而您，正是在這樣一位有著高尚人格的父親的影響成長起來的。
在當時，如果有誰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那是莫大的榮幸。而且，如果沒有做出突出的成績，這種榮譽也不會降臨到他的身上的。
您父親經曆的坎坷，為他積蓄了一筆偉大的精神財富。縱觀古今中外的成功人士，大都是經曆過磨礪的人。
李升勇：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做人。因行政區劃的調整，我們所在的村鎮由原來的德平縣劃歸了樂陵，樂陵是一個老解放區，在工作作風方麵開始萌發官僚主義的傾向，工作中他很不適應，所以就有了辭職還鄉的念頭，申請辭職的過程中，上級領導多次找他談話做工作，他都婉言謝絕，毅然回到了農村。回鄉以後兩年多的時間內，各級領導不斷地登門做工作，安排專人每月往家送工資，這些都沒有改變他的選擇。
陶繼新：那個年代，敢於辭職者，不但需要有人格，還要有膽識。這令我對您父親有了更大的敬意，他在是清貧而高尚地做人，還是富足而卑屈地做人之間，毅然地選取了前者。不知您感覺到了沒有，您父親的這種性格與人格，也有意無意地傳遞給了您，您在很多方麵呈示出來的剛性與正義，也許正是您父親影響的結果吧。
李升勇：辭掉了國家幹部的職務，卻當起了村支部書記。雖然村幹部的身份是一個農民，但是他依然天天開會，向村幹部講述國際形勢，向群眾講解上級政策和做人的道理。整個少年時期，每天晚上我都是聽著他和村幹部的開會睡著的。
陶繼新：一般而言，辭職回鄉，大多思想消極了；而您的父親能夠如此，真是從骨子裏對自己有了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
特別是不但是講政策，更重要的是，還在講做人的道理。當時人們的思想是比較“左”的，宣傳政策者多，談一般做人者卻是“幾希矣”。從這個層麵講，更加彰顯了您父親的人格。
李升勇：當校長十年我不敢說沒沾國家一分錢的便宜，但是，我敢說我是最清廉的幹部之一。說實話，我這樣做並非是刻意地約束自己，而是一種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仔細想來這完全源於父親的耳濡目染，其中有一件事對我影響最大。上世紀70年代後期，農村開始搞副業，我們村從東北引進了一個當時科技含量較高的工業項目，業務人員和技術人員來村幫助指導生產的過程中，他要陪客人吃飯，每一次他都要交5角錢和半斤糧票。在他心目中公和私是水火不容的，個人和家庭隻能在工作中帶頭奉獻，不可以沾公家一分錢。
陶繼新：陪客吃飯交錢，這在現代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1996年我到朝鮮出訪的時候，陪同我們的兩個朝鮮幹部就是這樣。這是他們的規定。可是，我們國家沒有這個規定。而您的父親純然是一種自覺，是流自心裏的一種必然。
我的父親與您的父親都擔任過大隊的支部書記，但是，坦然地說，他沒有您的父親的境界。我想，這是事實，我不能為自己的父親粉飾。但是，他的堅忍不拔的性格，卻在我的心裏深深地紮下了根。
李升勇：他一生鄙視權貴，潔身自好，把自身人格和道德操守看的比生命還重。工作中對不符合上級政策的人和事，不管行政級別多高，他都直言相對。可能是他的人格和做事能力方麵的原因吧，這些領導不但沒有因此而疏遠他，反而都對他很尊重。生活上他做事低調，但是卻經常把“鳥隨凰鳳高飛遠，人近賢良品自高”，“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這樣的一些俗語掛在嘴邊上，踐行於行動之中。
陶繼新：對於您父親這種公私水火不容的品格，您之所以記得這麼深刻，說明已經深深地根植到了您的心裏。其實，您何嚐不是如此呢？您的夫人就曾對我說過，從您開始當校長起，她就認為，您幹得再多千萬不要將家裏錢搭上就行，到後來呢，是搭的錢再多千萬不要把命搭上就行了。從此可以看出您的無私與拚命精神。這點，與您父親何其相似呢！《三字經》中不是說“子不教，父之過”嗎？反過來說，子之品德高尚，有很多方麵也是受到父親影響的結果。
我們兩個之所以成為莫逆之交，就是在思想深層有共同之處。我也是如此，我經常說，我對廳裏領導的態度，肯定不會比社裏打掃衛生的臨時工更好。因為在我看來，在人格上，人無高下之別。如果媚上欺下，便成了一個卑鄙之人。
李升勇：他不但自己克己奉公，對我們要求也非常嚴格，經常提醒我們做人做事要經得起他人的議論，與人相處要真誠相待，生活當中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見了長輩要恭恭敬敬地打招呼等等。同時還要求我們兄妹在村裏不能有半點優越感。
陶繼新：是啊！我們沒有必要有任何的優越感。有的時候，我們要有意識地對自己手中的權力進行剝奪。我認為自己曾經有意識地對自己手中的權力進行了剝奪。我在山東教育社當了11年領導，而我的兩個女兒結婚都沒有用山東教育社的公車，而是到出租公司花錢租車；我父親病重住院近兩個月，也沒有用過一次山東教育社的公車。這並不是什麼高尚，我覺得本該如此。現在退休了，所以，並沒有感覺“失去”什麼，因為當時也沒有因為權力“得到”什麼。
李升勇：您和我父親這樣做，雖然自己認為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在他人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甚至還有點不近人情，但從長遠來看，對子女反而倒是一件好事。
學習方麵我也從他那兒獲得了很多。當時農村經濟條件很差，再加上我家兄妹較多，生活很不寬裕，盡管這樣他還是訂了很多報紙，買了很多書籍，60年代初期還請人組裝了一台晶體管收音機。讀書看報聽廣播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經常把這些知識與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社會發展趨勢相聯係，不斷引領自己和群眾向前發展。
陶繼新：當時的農村，是一片文化的沙漠。而您的父親卻能夠如此地關注國家大事，特別是訂了那麼多的書刊，真是令有感歎。其實，農村與城裏的差異之處，除了生活環境不一樣之外，更大的差別便是在文化上。而一個有文化的農村人，就會有不同的視野。而且我一直認為，如果農民有了文化，而且有了胸懷，就會超越一般的城裏人。因為城裏人有其優勢，但也有其劣勢，那就是小市民習性比較嚴重。
我們都是從農村長大的，現在，我們都走進了城市之中。現在與不認識的任何人說起自己當過十年農民，幾乎無一相信者。他們說，從我的身上，已經看不到農村封閉型農民的影子了；不過，農民所固有的那種真誠與純樸，卻一直存留在我的言行之中。其實，城市裏的人沒有文化，依然顯得低俗。農村人有了文化，照樣高貴。特別是再有了高尚的思想，就可以稱得上精神貴族了。
前幾天與小李等人談起您的時候，說您的大氣與威嚴是很多校長所沒有的。我認為，這裏麵流淌著您父親的血液，同時，也與您一以貫之的高層次的文化學習有關。
李升勇：他是我第一個最崇拜的人，也是我心中的偶像。這些年一直踩著他的腳印走，但是，內心深處卻有一種超越的衝動，自己已近知天命之年，回首望去，他做人做事的境界我還是無法企及的。1992年他走的很突然，沒有留下一句話，但是我知道我應該怎樣去做，所以，無論是工作和生活，都有他的目光跟隨著我，讓我不敢懈怠，不敢逾越。
陶繼新：您的父親不但是您的偶像，也應當成為所有人的偶像。前一段時間我給《聯合日報》寫係列文章《讀〈論語〉，學做人》，覺得顏回所說的孔子的“仰之彌高”等話語，真的是太有道理了。而我覺得，您的父親不但在您的心中，也在我的心中，在很多人的心裏，都是一座須仰視才能看到的豐碑。
李升勇：說真的，他當村幹部在物質上沒有給家庭帶來任何多餘的東西。在我同齡人之中，我是吃的最差的，穿的最破的，十五歲以前沒有自己的新衣服，穿的都是哥哥姐姐的舊衣服，沒有照過照片，即使是過年也沒有吃過純白麵的饅頭。
陶繼新：他沒有為子女謀便利，可是，他為更多的百姓謀了福利。前天看到胡錦濤說了一句話，幹部要幹幹淨淨做人。我想，真正做到的，何其少也！而您的父親，就是一個幹幹淨淨做人的人。
子女沒有從他那裏獲取經濟和生活上的特殊關照，可是，他留給你們的這種思想品格與精神，卻是再多的錢財也賣不到的。所以，當時你們是受了很多苦，可是，真正得到了更多的有價值的東西。
有的時候我也想，您趕超別的校長的地方在哪裏？隻是思想理念與學識嗎？不是，更重要的是人格！是您的父親培養了您的這種人格精神，是他給予了您終生受用的品行。
李升勇：雖然物質上我不如村裏的其他小夥伴，但是在精神上我是富有的，我是在小夥伴們羨慕的目光中長大。雖然吃的差、穿的破，但是我知道的比他們多，想的看的比他們遠。由於家庭要求嚴格，好的習慣也比他們多。有了童年的這些經曆，所以這些年我一直把能吃苦看作是一種能力，我能吃苦就說明我還有生存的能力。從民辦教師到今天，一路走來，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能夠默默地走過來，就得益於童年的這種經曆和家庭的影響。
陶繼新：經常從人們的筆下看到，說是童年是美麗的。其實，有很多人的童年並不美麗。我這裏所說的美麗，並不是說童年有多少優厚的生活條件，而說是沒有享受到來自家庭的那份鍛造人格的教育。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十多年間，幾乎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有的時候，會餓得近乎昏厥。記得在鄆城一中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星期天晚上，整個教室裏就我一個人了，當我要關燈回宿舍睡覺的時候，突然發現教室後麵的碗櫥上有一個長了很長白毛的饅頭，餓得實在無法忍受的我，環顧左右，見無一人，就急切地拿到手中，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現在我都驚詫於自己怎麼能在十多年間天天餓得頭暈眼花中熬過來的。可是，如果沒有十幾年的“餓其體膚”之苦，現在怎麼能在物質條件如果豐厚的今天，依然勤儉如初呢？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年所受的苦，正是一筆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啊！
李升勇：有時我也想，我和其他校長區別在哪裏？起點比他人低，能力比他人差，環境不比別人好，社會資源又比他人少，靠什麼來促進學校的發展？結論還是在做人和做事方麵。做人視野開闊一些，知他人所未知，想他人所未想；做事踏實一些，認認真真地做好每一件應該做的小事。
陶繼新：做人到位是一個人的最高境界。而這個方麵出現了問題，即使其他方麵多麼“優秀”，都會最終失敗。特別是校長，是一校的最高領導，影響著全校的師生。如果在做人方麵出了問題，其貽害將不堪設想。可是，現在校長思想品位不高者並非個案。而且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有的校長不是在為師生著想，而是在為自己升遷著想，而且確實在這方麵頗有“本事”，甚至也真的會不斷升遷。可是，他所失去的，遠遠比得到的要多得多。這是天道所在，所得就有所失。
其實，人的生命怎樣才能精彩，並沒有多少人從根本上給予回答，即使回答了，一般人也不會去做。因為，很多人看到的還是經濟的收入，官位的高升。其實，這隻是一個人生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且這個環節一旦出現問題，後麵的鏈條就會斷裂。所以，當一時的“輝煌”不再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生命之苦就會接踵而來了。
十年“文革”，讓學習成為生命常態
李升勇：有時和別人聊起個人的經曆來，常常開玩笑地說，我是在不該出生的年代出生，不適合讀書的年代讀書，幹了不該幹的工作。出生於1961年生活最困難時期，營養不良，先天不足，大腦發育肯定並不會太好。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1976年結束，我是1967年上小學1977年高中畢業，整個學習階段幾乎都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知識文化底子很薄。1977年高中畢業以後，經過公社和縣裏的兩級選拔考試，到化樓聯中當了一名民辦教師，當時任初一的數學老師兼班主任，年齡和學生一般大，個子不如學生高，知識文化基礎不牢，工作起來非常的吃力。
幸好化樓聯中是自己的母校，教自己的老師都還在。於是就把自己的課放在第二天上，第一天聽老師上課，晚上再按著老師上課的路子來備自己的課。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既害怕又愧疚。
陶繼新：2009年2月24日，與《中國教育報》“校長周刊”主編徐啟建到您那裏去采訪，您說再有兩年，就要內退了。我不知道別人作何感想。而我在思考，從那個時刻起，您將燃起生命的另一把火炬，而且會越燃越旺。之所以會是這樣，因為，您在平時的生命成長過程中，已經為自己做好了準備。雖非刻意，但卻自然。
如果一帆風順會怎樣呢？未必有現在的您。所以，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的，很多真正有成就者，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經驗困苦，卻終於脫穎而出。而這些磨難，也正是其成功的精神儲備。否則，則難以登臨成功的殿堂。
李升勇：知恥者勇，良知告訴自己必須加強學習，所以從那時起，學習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先是把初中數學、語文、曆史、地理、化學、物理各個學科的教材通讀了一遍，然後又進行了伸展性的閱讀。當時在農村中學根本找不到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麵的書籍，於是就給北京的同學寫信請他幫忙，買到後郵寄過來。雖然學校離家不到一公裏，還是堅持吃住在校，有時星期天也不回家。
這個學習的過程現在說起來是輕鬆的，當時也是非常艱難的，由於學校條件有限，我和孫永凱老師兩個人住一間房，晚上怕燈光影響孫老師休息，就回到辦公室學習。冬天還好說，冷了可以穿的厚一點，夏天就難熬了，一是熱，再就是蚊子叮咬。後來看到書上說魯迅曾經把腳放在壇子裏學習，有人覺得這種行為好笑，當時我為了解決蚊子叮咬問題，每天晚上都要穿上兩層厚點的褲子和高筒膠鞋。
陶繼新：我想，如果說當時所受的這種肌膚之苦還可以忍受的話，而所受的精神的折磨就更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特別是父親受批判之後，我也成了第一株連人。而且很多年來，公社和大隊大喇叭裏幾乎天天都可以聽到打倒我們父子的口號聲，戴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遊行和被批鬥。就是恢複高考之後的第一年，還被帶到公社批鬥了五十六天。就是第二年考得特別好的時候，也因為“政審”問題，幾乎沒被錄取。現在簡直有點不堪回首，可是，真的“回首”一下，卻又覺得這成了我整個生命成長中的一個最有價值的經曆之一，而且鍛造了我百折不撓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更加善良，知道人之為人的不易，知道珍惜人與人之間的友情，特別是知道了還要去愛那些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
李升勇：經曆也是人生寶貴財富，您有如此不平凡的經曆，才有了今天輝煌的成就，我的經曆和成績都無法與您相提並論。
陶繼新：有的人很是不解，李升勇怎麼會這麼有學識？看來，這學識並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我們有相通之處。我們都沒有在艱難的環境中停止學習。記得在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拉地排車的那幾年，特別是春節在整個馬路上隻有我一個人在拉著排車行走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悲慘，而是在邊拉著車走邊背誦著《古文觀止》中的一些作品。一個人的文品，不隻是需要不斷地學習，還需要不斷地磨練。不然，就稱不上其為文品。所以，現在有的人有了學問，但卻缺失文品。有了“學術地位”，但卻沒有學術人格。這自然有其他原因，但是，與沒有在極其艱難環境中學習的特殊經曆則有著一定的關係吧。
李升勇：在別人看來學習可能是一件苦差事，可是在我自己看來卻是一種享受。因為那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各種文化思潮開始萌發和複蘇，自己就像是一個從冬天走來的人，一下子看到了春色滿園的大花園，有太多美好的東西等著自己去欣賞，簡直有點目不暇接。那幾年的學習是近乎瘋狂的，也是非常輕鬆快樂的。每天除備課上課外，早晨讀報看書，中午在廣播中聽閱讀欣賞，晚上聽評書讀名著，涉獵的內容非常廣泛。訂閱的期刊有《十月》、《小說月報》、《詩刊》、《小說家》、《啄木鳥》、《萌芽》、《新苑》、《讀者》、《氣功》等等，收聽的節目包括各種戲曲、鼓曲和中外名曲。
陶繼新：我在各地講課的時候，經常會遇到各個層麵的專家，也認真地聽他們講課。可是，我發現，有的課是沒有多少思想含量的。我說的這個含量不是說講課人的理論水平不高，而是從其講述之中沒有折射出來的特殊的生命經曆。而有的學者，則讓我感覺到了那種埋在心裏深層的那份苦難，比如台灣的趙玲玲教授，我在采訪的時候就深切地感受到了那種特殊的生命情結。所以，我就在2009年1月5日《現代教育導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她的長篇訪談——《到儒家文化裏尋找人生的幸福——著名人文學者趙玲玲訪談》。其實，我雖然沒有具體寫她的人生經曆，但是，我已經從中悟出了她很多不為人知的坎坷。
李升勇：1982年考上了樂陵師範以後，學習又有了新的進展，除了在教育專業方麵進行了係統學習之外，文學名著閱讀又有了更大的空間。學校要求午休，當同學們午睡的時候，我就偷偷跑到教室裏讀書，兩年的時間裏，幾乎把學校圖書館的書籍借閱了一遍。
陶繼新：在不少人看來，讀書是一件苦差事。可是，一旦從靈魂深處感受到讀書是生命中最有價值的需求時，就不會再感到那是痛苦的事了，而是變成了享受，而且是超越物質之上的精神享受了。而現實中，真正有這種感受的人並不太多，您是其中一個。
李升勇：讀書是學習，交流也是學習，在師範裏碰到了一些書友，在課餘時間經常聚在一起談戲曲、談詩歌、談讀書、談人生。人的經曆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也不盡相同，這樣的交流碰撞既拓展了自己的視角，又優化了自己的思維，豐富了自己的知識，對以後的學習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陶繼新：與書為友，還是以玩為友，會使人走向兩個不同的境界。而如果哪個人在一所名牌大學上了四年書，卻幾乎天天在玩中消磨時光，那個品牌對他也毫無意義。而如果一個人在一個一般學校甚至是比較差的學校裏，卻能夠博覽群書，而且以讀為樂的話，他就成為一個有生命自覺意識的人，就會在那個地方甚至更大的範圍裏脫穎而出，成就一番事業的。
曾子曾說過：“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交流，特別是有共同追求的人的讀書交流，是另一種學習，而且是有著思想碰撞的高層次的交流。交流的不隻是學問，還有思想，還有人生。
李升勇：師範畢業以後，才開始形成自己的讀書方法，主要分泛讀和精讀兩種形式，泛讀就是廣泛地涉獵，什麼樣的書都讀；精讀就是反複地閱讀，在泛讀中如果發現有價值的東西就列為精讀的內容，進行反複的品味思考。
陶繼新：我讀書與您有相似的地方，主要是三個方麵——一是精讀，有一個嚴格的要求，即必須是中外公認的經典名品，必經反複誦讀，深入把握。比如《論語》，讀了背，背了讀，讀了悟，悟了再背。二是博覽，既然是博，就要跳出行業的界限，走出“不識廬山真麵目”的尷尬，去讀與本行業有關乃至無關的書。這樣，便可以將你推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上。比如《中國思想史》、《美的曆程》、《在北大聽講座》、《大自然的詩化哲學》、《丞相李斯》、《北京法源寺》等。三是瀏覽。一目十行地看，有時還可跳讀，對這些文章內容隻求有個基本的了解，不作深入的把握。看似不求甚解，但卻使你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更多地了解世界。
李升勇：《紅樓夢》到今天為止讀了不下五遍，第一遍是高中時期，讀了不到一半就放下了，第二遍是在做民辦教師的時候，書雖然讀完了，但是不知好在哪裏。在樂陵師範讀了第三遍，這一次是隨同很多紅學研究方麵的書籍一同讀的，所以開始讀進去了，後來又讀了兩遍，這兩遍是把小說放在個人生活和曆史背景下讀的，所以也就有了一些屬於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陶繼新：《紅樓夢》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塊巍峨的豐碑，有無後來者尚不可知，前無古人當成定論。其豐厚的思想內涵與個性化的語言，真是令讀者不忍釋卷。我相信，您讀《紅樓夢》還有不同一般讀書的一麵，那就是您的特殊經曆與人生感悟也在其中了。所以，您會讀出一個屬於您的《紅樓夢》，您會在讀書中有一個又一個的超越的。
李升勇：非常遺憾，那些年自己還不知道背誦這種讀書方法。1995年10月份，離開教育部門到宣傳部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在那段日子裏工作相對輕閑，工作原因與書店的人打交道比較多，讀書有了更多的方便。於是對易經雜說進行了廣泛的涉獵，還對信息學、生命學全息理論，進行了比較性閱讀，使自己對哲學有了重新的認識和更深的理解與思考。前幾天在樂陵和幾位社會閱曆、文化積澱豐厚且有影響的老人坐在一起，談起了人生和周易等話題，他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相信樂陵青年人中還有這樣有學識的人。
陶繼新：是啊！《周易》博大精深，一般小縣城裏的人是不可能會研究它的。我在背誦《周易·係辭》中，悟出了很多道理。而且經常是不看注釋，先背誦了再說，就是今天早晨，我還是在背。但是，我發現，背誦一段時間後，我會悟出其中的某些道理，盡管這些悟出的道理與一般的解釋未必一樣，可是，我很驚喜。我想，我將《係辭》背誦完了之後，再看解說。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越背誦越有了興趣。
李升勇：自從認識您以後，對讀書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取法乎上”讀經典，開始走近先哲。讀《論語》、《老子》、《大學》、《中庸》，無形中思想和行為有了很大的變化，對教育文化也有了深一層的理解。
陶繼新：其實，我對於取法乎上的讀書，是經曆了兩個階段的，開始沒有自覺意識，而是在1999年開始，才真正有了比較強烈的意識，特別是在2000年背誦《論語》又感覺大有變化之後，就更加強烈。另外，我與您讀的書有點相似的地方，就是不隻是讀教育書，更讀教育之外的書。這樣，視野會更開闊，可以站在一個更高視野看教育。
我發現，大凡隻看教育書的人，即使是專家，談起問題來也多是給人捉襟見肘的感覺。專家是要“專”，可是，“專”得太小，就會使自己的胸襟也小起來。
目前小“專家”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而且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小”。問題是，這種“小”不但會影響到做學問的“小”，還會影響到為人處事的“小”。特別是領導，還會將這種“小”影響到群眾那裏。
現在，對於讀這些經典的作品，我幾乎上了癮，隻要有空，就摸起書來看。不過，很多人們常看的一般書，我也就看得少了，就是我剛才說的“瀏覽”甚至“博覽”得少了。其實，還是應當注意這兩個方麵的閱讀的。
李升勇：做人和做事，既是生命行走的一種方式，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境界。我特別喜歡鄭板橋的一首詞：“白菜醃菹，紅鹽煮豆，儒家風味孤清，破罐殘酒，亂插小桃英，莫負陽春十月，且竹西村落閑行，平山上，歲寒鬆柏，霜裏更青青，乘除天下事，圍棋一局，勝負難評，看金樽檀板，豪輩縱橫，便是輸他一著，又何曾著著讓他贏，寒窗裏，烹茶掃雪，一碗讀書燈！”詞中的境界既有我生活的寫照，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陶繼新：“寒窗裏，烹茶掃雪，一碗讀書燈”簡直太妙了！是的，看起來有點“寒”，其實卻讓我們感到“寒”中見“暖”，特別是有一種濃濃的詩意。所以，環境未必好，心境卻超然優雅也！
李升勇：說到讀書，個人也有一點淺薄的體會，那就是“學、思、行”。“學”，就是廣泛地涉獵、大量地吸納；“思”，就是讀書必須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必須放到生活的背景中去理解、閱讀，如果對所學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思考，那隻能算是死知識，不能內化為自己的能力；“行”，就是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去，在實踐中去思考、去分析、去判斷，最終產生對所學知識本質和價值的新認識。
陶繼新：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學和思的剝離，就使讀書失去了很多應有的價值。行呢？就更加重要了，孔子重行遠遠大於言說，在讀《論語》的時候，我們發現，孔子特別輕言重行。他一貫主張少說多做，甚至是不說隻做。孔子是一個大思想家，也是一個大學問家，可是，他更關注行。所以，行是落腳點也。
低起點，擁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李升勇：準確地講，我的工作經曆應該從師範畢業以後開始的。1984年樂陵師範畢業以後，來到了縣直第六中學任教，成為這個學校最後一名中師生，也是唯一一個民辦教師出身的教師。後來有的同事開玩笑說：“第一次看到你還以為你起碼是一個大專生，挺胸昂頭走路，沒想到也是一個中師生。”
雖然有了師範兩年的學習經曆，個人有了比較寬泛的知識基礎，但是真正地麵對教育教學，差距還是很大的，所以，從來沒有放鬆自己的學習，特別是對經驗的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句話確實不假，工作生活中我一直把它奉為座右銘，向身邊的每一個人學習，觀察學習他們的優點和長處。
陶繼新：學曆不等於能力。中專生照樣可以教好課。我1980年濟寧師專畢業後，就到了曲阜師範這個名牌中專學校教學“文選與寫作”課。當時，自然是教的一年級。但是，一點兒也不自卑，這並不是說自己有了很多的積累，更不是說自己有了教學經驗。我是一個連民辦學校都沒教過的地道的農民出身的人。不過，這也有個好處，就是沒有任何框框，可以完全按著自己的意願去教學。當然，認真與學習是必需的。
當時為了教好一節課，我是將第二天的講稿都全部寫到備課本上的。而且晚上要對著黑板，自己講上一到三遍，甚至更多遍，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再就是學習，我們所住的單身小樓上，我屋裏的燈是最後一個熄的。猶如一個饑餓了幾十年的乞丐，盡情地攝取自己的飯食。不過，還好，很快得到了學生的認可。特別是我第二年再次教一年級的時候，我原先教過的學生幾乎全部到教導處“鬧事”，要我回來繼續教他們，不然，他們就要罷課了。我做了好多工作，還是換了兩任老師。到他們三年級的時候，我又擔任了他們的“文選與寫作”課和班主任，而且與他們結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當時還有一點，就是與學生有一種難以化解的感情在。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得一場重感冒的病。原因就是他們離開了我，我就好像沒有了魂一樣，感到特別的空虛。當時沒有太多地想到責任意識，更多的是熱愛，是與他們的感情。直到現在，談起這個班裏的學生，我還是有著一種深深的情在。
當時由於自己是專科畢業，與那些品牌大學畢業的老師一起教課，隻有自己不斷地學習，才能贏得學生的信任。這也是一個動力，所以，那三四年教學期間，正是我工作之後學習最多的時間。當時要調我到山東教育社工作的時候，曾經與同來的賈慶祥猶豫再三，認為到這裏來工作也許是失大於得。後來才下了決心。
李升勇：從這個時期起，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工作是為誰幹的？為領導嗎？為工資嗎？工作不是為哪一個人幹的，它是個人生命的一部分，是體現自身的價值、贏得個人尊嚴的平台。近幾年常常用一句話來激勵自己和老師——“人生的價值就是福澤他人”，一個人價值的大小就看你能給他人帶來多少福祉。最起碼你要贍養你的父母撫養子女，滿足親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有可能，那就是幫助你的朋友和你身邊的人，還有餘力，那就要給社會上更多的人提供幫助和服務。
陶繼新：您說得好：“人生的價值就是福澤他人。”同時，也是福澤自己。我感到，在學生受益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在受益；他們快樂的時候，我們也在快樂。與學生在一起的那種快樂，是我一生以來最為快樂的時段。
李升勇：愛心是教育的前提，當老師如果不愛學生，無論你的水平多高都無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好老師。在當老師的這些歲月裏，心中隻有一個信念：教孩子三年，想學生一生。工作中從來沒有把學生當兒童看，而是把他們看作是一個生命的個體，盡管他們年齡小，他們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你真誠地對待你的學生，他們回報你的不隻是管理上的聽話、學習上的自覺，還有生命曆程的感悟和成長。
陶繼新：老師愛學生，猶如父母愛孩子，是帶點天然況味的。如果在愛學生的時候，帶一點兒功利目的，就不是愛了；盡管有時在外在形式還是愛的。
李升勇：當年的學生現在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與我聯係的，工作生活中一有問題和困難就要找我傾訴；還有一部分一直在回避著和我見麵，他們之間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工作上沒有什麼成就無顏麵對李老師”。
陶繼新：說實在的，我開始教學的時候，還沒有想到他們一生的發展，這個理念是在以後的編輯記者工作中才感悟到的。但是，當時那種近乎天然的愛，卻確確實實對他們的一生產生了影響。直到今天，我教過的學生絕大多數愛上了文學，絕大多數教了語文，有的則當了記者。也許當時就是這種愛，才使我幾乎忘了休息，全心為教好他們而努力。
李升勇：現在與過去的學生聚在一起，他們談論最多的不是我當年在生活上給他們的那些照顧和教學上的業績，而是對他們思想上的引領和人格上的影響。
陶繼新：這些年，我教過的學生隻要一見到我，所表現出來的那份熱情與真誠，就會令我感動不已。有的時候在想，如果我多教幾年課，那該多幸福啊！
老師對於學生有各種各樣的影響，而人格上的影響是最大的。2007年6月3日，我收到了我的學生孔祥泰的一封來信，信中寫了很多內容，令我感動得幾乎流淚，其中有這樣一段——“陶老師，我隻是您教過的眾多學生中的一名普通的學生，您我雖然相處三年，但由於我的膽怯，不敢主動去親近您，因此我與您的交往並不深。也許您早已記不起我的名字，但您留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讓我終生難忘。二十幾年的人事滄桑磨去了我很多棱角，但卻無法磨去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您的言行影響著我，您的精神鼓舞著我，您的思想改變了我。您是我學習的楷模，您是我追求的高標。縱有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對您的景仰和愛戴。”其實，想想當時，自己並沒有想到能對他們起到這麼大的作用。可是，他們竟然如此記掛著他們的老師。我甚至覺得欠他們很多東西，後來想一想，欠下的是沒有用更多的時間去教他們，去更好地感受師生那份永遠美好的感情。
李升勇：當老師無法回避後進生這一現實問題。看到現在有的老師在體罰侮辱學生，內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痛。“人之初，性本善”，任何人都是向上的向善的、渴望進步的，沒有天生的壞孩子，也沒有不可救藥的學生，關鍵是如何尋找適合這個學生的那一種教育方法。如果說一次也沒有體罰學生，那是虛偽的，我也體罰過，但是我的方法是和別人不一樣的。
陶繼新：老師體罰學生，並不能一味地說是不負責任，甚至有的老師是恨鐵不成鋼。可是，不管出於何種目的，體罰都是錯誤的。因為，老師的體罰，會在孩子的心裏深層投下陰影，乃至影響其心理的健康。我甚至認為，這也會在老師的心裏投下陰影，而且也會影響師生之間的關係。
前蘇聯著名的教育家馬卡連科曾經有這樣一句話：“用放大鏡看學生的優點，用縮小鏡看學生的缺點。”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劉心武先生在他的一篇作品中也有這樣一句經典的話：“一個醜惡的罪犯也有他自己的心靈美！”我覺得，我們現在的一些老師，在看學生的時候，往往沒有用放大鏡看孩子的優點，而是用放大鏡看孩子的缺點。這裏麵有認識理念問題，也有真愛與不真愛的問題。
李升勇：如果哪一個學生不聽話，我會把他叫到前麵來，讓他和我對視，然後再讓他講清他的理由。對視的過程實質上是學生自我反省的過程，當他自己對錯誤的原因、危害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後，再讓他對著同學講出來，比老師在同學麵前批評他更容易接受。當然，這種方法並不是對每一個學生都靈驗。有一次，我和一個學生對視了五分多鍾，他仍然沒有半點悔悟的意思，不服氣地盯著我。抵抗心理如此強烈，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如果是就此而止，就有可能失去了一次教育機會。
陶繼新：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對視的時候，從形式看，是眼睛對眼睛的互相看，其實，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對視的過程，更是一種心靈的對視。如果心靈層麵的問題解決了，形式上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李升勇：正麵進攻不行，我就轉到他的身後長時間地看著他，又過了五分鍾，他的肢體有了強烈的變化，我才轉到前麵開始與他交流，這時他的心理防線已經近乎崩潰，你再說些什麼他可以聽進去了。後來和不少青年教師談起對學生的管理，我一直把這種做法當作是行之有效的經驗來談。
陶繼新：不過，對視還不隻是讓其心理防線崩潰，還有讓其感到犯下錯誤之後產生自責之後的自覺，以及感覺到像父親般嚴厲的老師心裏的那種揮之不去的愛。
李升勇：是這樣，對視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隻是讓他從自己的心理防線中走出來，最大的譴責莫過於良心的譴責，任何人都有自我認識和教育本能。一個人做壞事首先要說服他自己，之所以有那麼多的假話和騙局，那是因為想逃避自己良心的譴責。對視的過程就是一個心理調整的過程，自我教育的過程，基本的道理老師不講他也知道，他隻是在當時的環境氣氛當中沒有把握好自己。老師的教育應該是學生心理自我教育的強化，而不是外在的指責和傷害。
陶繼新：這是您為什麼特別有思想的原因之一。沒有深層的反思，即使工作做得再好，也隻能停留在經驗層麵。而反思的結果，則將經驗升華成理性思考，這種理性的結晶，也就自然生成了智慧。
有的校長幹了很多工作，可是，讓他說的時候，卻總是說得支離破碎。有的盡管說得頭頭是道，可是，由於沒有理性的光照，所以，又讓人感覺缺少了思辨色彩。
您說的良心譴責很有道理。如果一個學生犯了錯誤，受到批評，就釋然了，那自然沒有好的效果。所以說，現在一些學生沒有恥辱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學生受了老師批評之後，嬉皮笑臉；做了錯事之後，沒有自我道德譴責。而當下學校教育，很少從這個角度進行教育的，而這又是特別需要的一種教育。
這與社會影響也有關係。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之後，其公司上層主管非但不強烈地自責，反而在害了那麼多的孩子之後，對法院的判決還要提出上訴。而在日本，如果有哪個企業家真的出現了這種問題，很多是要自殺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奇恥大辱，不死不足以洗去這種恥辱。
李升勇：個人的成長經曆中還有一點體會，那就是反思出智慧。從參加工作到現在，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每隔一段時期，都要找機會讓自己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人也和機器一樣，工作久了思想中也會積炭，容易被繁雜的瑣事蒙蔽心竅。參加工作以後，每學期都要利用周日跑到附近城市去玩幾次。或是一個人待在旅館裏，或是在街上閑逛，離開了瑣碎的雜務，把自己封閉起來，認真清理工作和生活上的得失。每一次外出就像是《畫皮》裏的女鬼一樣，躲在一個別人影響不到的角落裏，把自己的靈魂拿出來，認真地審視和清洗。
後來看了關於基督教、伊斯蘭教這方麵的書籍，才意識到宗教儀式的重要性。在西方的宗教裏，每一次禮拜和懺悔都是一次靈魂的洗滌和升華，我們中華文明裏麵缺少了這方麵的儀式，倫理道德的確立是靠社會輿論來維護的，在個人的精神世界裏麵沒有屬於自己的靈魂空間。
陶繼新：宗教在更多方麵是對人進行善的教育的。這是世界上宗教的一個共同點，盡管他們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爭鬥，可是，其教義卻是不變的。正是有了這種宗教性的心靈洗滌，才少了現在“無所畏懼”的犯錯甚至是犯罪狂。
儒家先師特別是曾子一派講慎獨是很有道理的。這甚至有點宗教情懷。可是，孔子早就說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非但沒有慎獨意識，就是明知犯了錯誤，也是堅決不改。
現在的學校教育還是太空，而且大多關注形式；教育如果不在實踐層麵進行，如果不走進人的心靈裏麵，就會成為飄在太空的一朵浮雲，很快就會被風吹走。
李升勇：當然，社會文化環境也對學生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五四”運動開始，人們就對儒家文化進行批判和詆毀，建國後又對所謂的封建思想進行了進一步清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基本上徹底否定了儒家的思想。革除傳統文化中不健康的東西，這無疑是一種發展，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摒棄了傳統的倫理道德體係，卻沒有隨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現代道德價值體係。
五十年以前，如果有一個孩子犯了錯誤：偷別人的瓜果、欺負小孩子、罵人等等，隨便哪一個走路的人都會對這個孩子進行教育，如果他的家長看到了，首先要做的就是向人致謝，然後再對自己的孩子進行訓教，甚至可能棍棒相加。現在這樣的社會教育功能已經減弱，家庭教育功能也在不斷異化，家長關注的僅是孩子的分數和成績，對孩子隻是一味地嬌慣縱容，現在如果家長看見有人在路邊教訓自己的孩子，家長不但不會從內心感謝，很可能會揪住他不放。
陶繼新：是這樣的，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如果在街上有人喊抓小偷，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放下手中的東西群起而抓之。現在，就是親眼看著小偷偷了東西，也會視而不見。甚至有的自己的東西被小偷偷了，當別的人告訴他的時候，卻說自己沒有少什麼東西。對惡勢力的恐懼到了竟然如此可怕的程度。這就是整個社會沒有了良好的道德環境。
前天在網上看了一則消息，說是一個女士掉到水裏，圍觀者非但不救，還在照相。結果，這個女士溺水而亡。這令我特別驚詫！
李升勇：改革開放以後，西方的一些先進的東西和落後的東西同時湧進了國門，在吸納西方的先進技術的同時，我們也接納了很多他們的糟粕。與西方相比，我們倫理道德的維護主要是靠社會輿論，西方倫理道德的確立靠的是製度的維護，現在，社會輿論的功能已經被大大的削弱，倫理製度還不能完全進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人們的精神世界又缺少西方那樣的宗教約束，現代人的無所畏懼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教育的功能就是對人性的喚醒，就是對社會的引領，這些年教育自身也扭曲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