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運動”的興起並非始於曾國藩，但他極力呼籲，使推崇宋詩尤其是黃庭堅詩的風氣更盛極一時。這一派中較著名的詩人還有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他們的詩論，既重視正統道德的修養，又強調自我獨立品格的表現，以此求得“不俗”的詩風。他們希望在詩中顯示一種基於正統倫理而又卓然自立、不隨低俗俯仰的人生姿態，這確實很符合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宋詩派在清末民初演化為“同光體”。
同光體
所謂“同光體”是指“同治、光緒以來不墨守盛唐者”，實際上這派主要是學宋人，其活動年代也主要在光緒中期以後，影響一直延續到“五四”前後。其中又分為以陳衍、鄭孝胥為代表的閩派，以沈曾植為代表的浙派，以陳三立為代表的贛派，其中陳三立的成就最為突出。陳三立是光緒年間進士，官吏部主事。陳三立堪稱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最後一位重要的詩人，他的創作也表明在一定範圍內古典詩歌形式仍有活力。
湘鄉派
清後期的散文，主要分為兩大流派，一是由曾國藩所領導的師承“桐城派”的“湘鄉派”，一是由梁啟超所提倡的“新文體”。曾國藩作為洋務派的領袖，他力圖通過發揚儒教義理來為清王朝重建穩定的秩序，倡導宋詩和桐城派古文。此外，曾國藩也一再對姚鼐表示推崇。他重視文章在政事上的實用性以及古文的文藝性質。他主張“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經常兼用駢偶句法。他本人的創作，被梁啟超讚為“桐城派之大成”。曾國藩門下曾彙聚眾多文士，其中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世稱“曾門四弟子”，而吳汝綸更被視為桐城派最後一位宗師。
宣南詩社
宣南詩社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北京的詩人組織，經常活動於北京宣武門南，初名消寒詩社，建立於嘉慶九年。宣南詩社的主要活動內容為消寒、賞菊、憶梅、試茶、觀摩古董，為歐陽修、蘇軾、黃庭堅作生日等。宣南詩社提倡的是一種粉飾現實、消閑遣興的詩風。
晚唐詩派
晚唐詩派是一個標榜學晚唐詩的近代詩派。領袖人物為樊增祥、易順鼎。他們著重學習晚唐詩人李商隱、溫庭筠，好作豔體詩，追求對仗工巧，詞采富豔，詩風典贍華靡，工整綿麗。屬於這一派的主要詩人還有三多、李希聖、曹元忠等。三多是滿族人，他是樊增祥的弟子，與其師不同的是，他的詩多莽蒼之氣，善以滿蒙方言入詩。李希聖是光緒十八年進士，官刑部主事。詩大多為七律，專學李商隱。
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是指戊戌變法前後的詩歌改良運動。明清時期，詩歌呈現衰落趨勢，有識之士早已表示不滿，並力圖改變。黃遵憲首先提出了推陳出新的一整套綱領。光緒二十二年，他更直接稱自己的創作為“新派詩”。但是，黃遵憲的這些主張，一時還未能發生廣泛的影響。詩界革命的早期倡導者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三人。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他們開始試作“新詩”。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國外，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推進文學改良，“詩界革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麵。他在一些刊物上開辟專欄，發表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發理論觀點，大力表揚黃遵憲等新派詩人，詩界革命於是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聲勢。
南社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後著名的文學團體，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舊”之意。發起人為同盟會會員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1909年成立於蘇州虎丘張國維祠堂，活動中心在上海，社員總數1180餘人。1923年南社解體，以後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閩集等組織。南社的影響前後延續30餘年。
新文體
在戊戌變法前夕和變法過程中，梁啟超作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時務報》的主筆，發表了大量宣傳變法的文章。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他繼續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撰文，議論政事、宣傳西方學術文化。這些文章當時被人稱為“報章體”或“新文體”。“新文體”雖還屬於文言的範圍，卻和曆來的古文不同，它視野廣闊，包容了著眼於世界範圍的新事物、新思想，並大量運用新的名詞概念。從結構來說，它講究邏輯的嚴密清晰，不故作搖曳跌宕之姿。從文字來說，它力求通俗流暢，為說理透徹而不避繁複。從風格來說，它感情發露，具有強大的衝擊力。“新文體”的代表作是《少年中國說》。
白話文學
“五四”新文學運動提倡和創立新文學。胡適首先提倡白話文學，主張以白話取代文言，作為正宗的文學語言。胡適在留學美國期間，從各國文化的一般規律上意識到白話的長處，他認為“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明確提出：“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