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電影、電視和網絡都是依靠類型化的節目進行運作，如果誰要真正理解電視文化和網絡文化，一定要理解類型這一個概念。英國媒介學者就談到，類型不僅僅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分析工具，同時還和媒介生產互相聯係。可以說，電影、電視、雜誌和報紙行業都或多或少地依靠類型運作。一些媒介公司和隸屬某些類型的產品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比如說英國悍馬電影公司（HammerFilms），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和恐怖片聯合，還和兒童漫畫出版商DC湯普森關係密切，最近則與電視公司HatTrick聯合，這個公司最為普通的產品是喜劇。類型片能夠給潛在的觀眾創造出極大的預期，這也就意味著它對於節目製作者很重要。像《糖》（sugar）和J17這樣的年輕人雜誌，雇主就希望雜誌的作者和攝影師能夠從廣義上符合年輕女孩雜誌市場的預期角度進行創造。我們能夠通過書刊出版商米爾斯與布恩出版公司（Millsand Boon）看出類型在進行生產組織方麵的潛力。米爾斯與布恩出版公司致力於生產流行的浪漫小說，該公司對於潛在和當前的作者有很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概述了出版商和讀者對浪漫小說的期望，它不希望作者和這些規定偏離得太遠。在中國也一樣，海岩這樣的小說作家就很接近類型化的電影和電視片的風格。布爾迪厄認為，由於媒體文化的主導地位，當代文學藝術的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在社會上成名的作家和文學家，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專業作家，而是同媒體有著緊密關係的流行文學家和藝術家。布爾迪厄甚至還指出，最近幾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往往是受到媒體歌頌和宣揚的文人，而那些精心耕耘、投注心血全力進行文學藝術創作的人卻被冷落。布爾迪厄的話看似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嘲諷，但他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今天哪位作家和藝術家與媒介尤其是電視、網絡媒介聯係越緊密，他的創作就會越受關注並被認可。在中央電視台的青歌賽等節目頻頻露麵的散文作家餘秋雨，還有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塑造出來的“學術超男”易中天和“學術超女”於丹及通過網絡媒介走紅的“80後”作家韓寒、郭敬明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的作品暢銷與其說是作品質量高，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是媒體塑造的名人，他們名氣很大，是明星效應使他們的作品擁有了可觀的碼洋。
二、媒介文化也培育出了大眾文化、商業文藝的消費者文學藝術的發展，長期以來，雖然由於社會分工的結果一直是被少數專業文化人和精英分子所壟斷，但文學和藝術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免不了要走出少數人的圈子而與社會大眾相結合。不過，在文藝走出少數人的圈子，實現大眾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媒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歐洲，讀者群的迅速擴大是在18世紀後半期，那時候也是重要文學期刊、報紙和營利性寫作發展的高峰時期。報紙是重要的商業出版形式，就英國而言，1695年國家對報紙實行的許可製度被廢除。此後，各種類型不同大小的報紙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發展。到了18世紀70年代為止就出現了九種《倫敦日報》。1746年，每一期的《倫敦每日郵報》都印刷了2500份。隨後市場上也充斥了大量未經審查的日報和每周三期的報紙，通常以半價出售。城市內的發行靠“流動而半赤貧的小販們”來支撐。到1790年為止有4650份倫敦報紙通過郵局進入鄉村，而地方報紙也發展了一套類似的發行製度。這種飛速膨脹的文化工業首次形成了作為“文化市場”的“讀者群”。它將銷售、流行、盜版和“塗鴉之作”的標準連同文學經典與評論的標準一並引人文化當中。它還幫助生成了作為一支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而存在的獨立的中產階級。在中國也是這樣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大量出現報紙、雜誌和出版社以後，報紙和刊物也培養了一批文化精英人士，他們就是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最先具有啟蒙和革命意識，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當時，中國小說創作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小說（包括戲曲）創作數量增多，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計，中國古代（唐代至鴉片戰爭）共有小說502種，而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短短70年間，就有通俗小說662種，其中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間即創作小說529種，還不包括翻譯小說，因為當時不但文藝報刊都刊登小說，還有專門小說刊物出現，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中外小說林》、《競立社小說月報》、《小說林》、《十日小說》等，約四五十家。此外小說稿酬製度的建立也保證了作家創作的積極性。據考證，稿酬的出現始於申報館創辦的《點石齋畫報》，而文藝刊物正式設稿酬則始於梁啟超主辦的《新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