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教育思潮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第一階段的產物。它萌發於鴉片戰爭時期，勃興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民族災難深重和清廷統治垂危的年代裏，它主張對封建傳統教育采取某些變革措施，在教學內容上適當引進一些西方的語言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使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能夠適應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和思想演進，以滿足洋務運動的需要。洋務教育思潮的核心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它表現了洋務派在對待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矛盾態度。在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中，“中體西用”作為一項防禦性的口號，其有一定的保守性。它減緩了中國教育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但是，它又在客觀上促成了新式教育的萌芽，催發了清末學製的誕生，為中國傳統教育的解體打開了缺口。
從這一意義上說，洋務教育思潮在中國近代教育改革進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中國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中國教育的近代化，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即19世紀60年代開始起步的。
19世紀60年代之前，中國的傳統教育一直是一種單一的封閉的教育體係。尤其是明清時期，整個教育完全被鑲嵌於程朱理學與八股文糅合的模具之中，學校完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科舉預備場所，整日趨使學子嗜利苟得，腐心於無用之空文，陷溺人才，不周時用，從而最終窒息了傳統教育中的生機活力。早在鴉片戰爭前夜，龔自珍就猛烈抨擊過這種空疏無用的教育製度，斥其“摧鋤天下人材”。身曆鴉片戰爭的魏源則進一步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第一次提出了改革傳統教育的新方向。
然而，在深寂寥落的當時，龔、魏等人的呼喊猶如長夜中的一道閃電，稍縱即逝。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現實以及南京城下之盟，終於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驚醒。由禦侮而求自強，而學習西方，逐漸形成為一股社會潮流。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威脅下，也感到不能再照老樣子統治下去了。他們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看到了西方國家“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因為這種驚歎與仰慕，使他們興辦了中國第一批近代企業，創辦了第一批新式學堂，第一次派遣了留學生，第一次建設了近代海軍，等等。他們企圖借西方科技作為清帝國的強心劑，以鞏固封建統治。但正是這些做法，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板塊開始緩慢的鬆動與變化，新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隨之萌芽，從而揭開了中國資本主義曆史的序幕。這就是近代史上所謂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興起與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是緊密相連的。19世紀中葉，世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即資本主義潮流繼續衝擊著全球各個角落。歐美主要國家都已成為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俄國、日本也都處在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進程中。這一強大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潮流“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了世界近代化運動中來了”。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從封建統治者來說，他們極希望孤立於這股世界潮流之外，因為“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中國的首要條件”。但是，英國侵略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使封建統治者的希望化為泡影。洋務派首先看到了這一變化趨勢，他們以“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來闡述這一局勢的嚴重性，從而提出了“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的設想。他們是當時中國最清醒的一部分人。他們出於切身的階級利益，並利用他們手中的統治權利，擔負起了艱難的曆史使命。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同時邁開的。洋務派在創辦洋務的過程中，深切感到了舊人才的明顯缺陷，因而迫切期望能有一種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點西文西藝的洋務人才應運而生。於是，他們在不改變傳統教育體製的前提下，辦了一些新式學堂，之後又遣派了數批留學生，之後又對科舉考試作了一點變通，以補救傳統教育之不足。
從洋務教育的內容看，辦新式學堂是一項主要工作。在三十幾年的時間內，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二十幾所新式學堂。這些學堂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為外國語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一類為技術學堂，如福州船政學堂、上海電報學堂、天津西醫學堂等。一類為軍事學堂，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廣州魚雷學堂等。從這些學堂的類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洋務派對洋務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務教育對西方文化的基本選擇。
外國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首先為洋務派所認識。奕1898)在奏請開設京師同文館時說：“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又說：“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李鴻章1901)也指出：“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這些通事，多為通商口岸的商人或外國傳教士所辦“義學”的學生，他們惟利是圖，“惟知藉洋人勢力撥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因此，洋務派認為必須培養一批可靠的翻譯人才，才足以應付洋務諸事。尤其是《中英續增條約》中規定，以後一切文書俱用英文書寫，僅在三年內配漢文。故而使外國語言的教育顯得更為緊迫和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