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傳統教育。它強調了中學的“經世致用”成分，斥傳統教育完全違背了這一精神，所習者都是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尤其是在八股取士製度下，“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俱亡之。”它的直接後果，“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因此，張之洞主張變革科舉，廢除八股，小楷之類，把西學作為必考科目，放置中場，把四書五經放置末場，實行“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使不通西學者無由登進。他批判了傳統教育不重視科技教育的傳統觀念。他認為：“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末也科目章句之儒耳。”因而主張農、工、商、路、礦、兵等行行設學。
這些主張對批判傳統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二，它強調了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張之洞肯定了科技知識是救時富強之實政，從而提出了“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的命題。他看到了“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這一事實，從而把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這在早期洋務派裏還是沒有的。
第三，它擴大了學習西學的範圍。早期洋務派僅把西學限於西文和西藝兩類，張之洞則增加了西史和西政。西政的內容有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等項。雖然這裏所說的西政不是指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體製，但卻涉及到了政治、經濟、軍事、商業、文化等各方麵的具體政策和措施，這就在更廣大的範圍內承認了西學的先進。張之洞還進一步指出：“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因而主張在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他認為：“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這裏已經反映了張之洞同意在不改變封建政體的前提下做一點微弱的政治改革。因而他同意變法，他強調救時必自變法始，“不變其法，不能變器。”這些思想，都大大超過了早期洋務派的思想，表明了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第四，它主張在更大規模上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教育製度。除了前麵提到的要在農、工、商、兵、路、礦行行說學的主張外，張之洞認為普通教育要大力發展。他認為，一是要在省、府、縣層層設學，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的全國教育網；二是要分班分級，確立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幾個層次，做到“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這是對洋務教育的進一步發展，順應了當時要求建立學製的時代潮流。此外，他要求擴大派遣留學生和考察團的規模，並廣譯西書，創辦報紙，廣泛宣傳西方文明。這些主張對新教育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張之洞的《勸學篇》是一本集新與舊、先進與落後於一體的著作。它獨尊儒學，固守封建禮教，否定民主民權，這是其落後保守的一麵；它高度重視教育，大力提倡新學，積極鼓吹開風氣，則又是其開明進步的一麵。這種矛盾的現象反映了時代的新舊交替和錯綜複雜，也反映了洋務派在曆史轉折關頭的前進與落伍。因而，貫穿於《勸學篇》中的或瑕或瑜都具有曆史意義。
(五)“中體西用”思想的演變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不是由張之洞首先提出的。它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在鴉片戰爭時期便已經出現了。魏源的“師夷之長技”
的主張已經道出了“西學為用”的思想，而1861年馮桂芬在《校廬抗議》中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兩句話，進一步發展了魏源的思想，勾勒出了“中體西用”的基本框架。其後的人們，不論是洋務派，還是早期改良主義者，甚至資產階級維新派，為引進西學，都對這一思想繼續進行了探討、闡述和發展。70年代，薛福成提出：“今誠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80年代，王韜提出：“西學西法，非不可用，但當與我相輔而行可矣。”90年代，鄭觀應提出：“中學其體也，西學為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由此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先是停留在對中學西學作用的直觀表述，進而逐步試圖將這一認識納入哲學範疇，以便從哲學高度來認識中西文化。這一演進反映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