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篇》是十七篇相關的雜文集，陸續發表於1872-1876年間。在這期間，他還出版了《啟蒙學習論》、《童蒙教訓》、《怪狀女人》、《改曆辯》、《記賬法》、《日本地圖集》、《文字教育》以及最重要、最係統反映其“文明開化”思想的著作《文明論概略》、《學者安心論》等教育著作。
《勸學篇》發表的時候，正是明治政府完成“廢藩改縣”，日本資本主義開始大踏步前進的時候。福澤諭吉反映了日本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在該著作中，充分發揮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天賦人權”的自由平等之說，提倡日本的自由獨立人格，並根據“社會契約論”，強調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號召日本人民舍身為國，使日本文明趕上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貫穿本書的主導思想是以“學問”培養日本人民的獨立人格，振奮民族精神、從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獨立。
《玉川百科大辭典》論及《勸學篇》的寫作動機時寫道；因“堅信盡快掃除封建思想，達成每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是時代的要求、國家的富強之路而寫作了《勸學篇》”。《勸學篇》的中譯本常見的有群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和1984年修訂版。本文《勸學篇》引文全引自1984年版，不再注明。
1.對專製集權主義對社會文明進步和人的獨立人格的危害的揭露和批判
在福澤諭吉看來，國家的獨立、社會的文明進步及個人的獨立人格的塑造，其最大的障礙就是專製集權主義。正是專製和集權阻礙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壓抑了人的充分自由的發展。所以，他立誌從事反對專製集權主義的鬥爭。不管是共和政治、耶穌教，還是別的什麼新專製，他都不讚成。他認為，任何政體都有可能成為專製政體，“專製猶如熱病，政治好比人的身體。人身雖有男女老幼之別，但都會患熱病”。因此，反對專製集權主義的鬥爭，是任何時候，任何政體形式下都需要的。
福澤諭吉認為，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和獨立，主要表現為學術、貿易和法律三項事業的是否完備，而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雖然花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開辟獎勵學問，議訂法律和商定商法之道，或者曉喻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卻一直未見實效，就是因為“政府依然是專製政府，人民依然是沒有誌氣的愚民”。專製政治下的人民必然愚昧，愚民之國固難獨立。在專製政治下，人們沒有責任心，更沒有創造力，“人人都不能把心理所想的說出來，而是互相欺騙來偷安逃罪”，哪裏還有心思來關心國家前途？在專製主義的統治下，國家和人民對立，不能同心同德，因此，國家的文明進步隻能是空話，專製政治隻會形成“卑屈和不信任的風氣”，“這種風氣無形無體，不能就一個人、一件事來形容它，而它的實際力量是很大的”，它甚至使一些聰明智士也難以逃脫，“以致人們不能盡量發揮自己的作用”，阻礙社會的進步，破壞國家的獨立性。
專製集權主義以官為重、以官為尊，一切事情都要以官辦理才能成功，也直接阻礙了“實業”的發展。做買賣要借官府的名義，“設立學校要官許，傳教要官許，甚至牧羊養蠶也要官府允許，大概民間事業中十之七八都是與官府有關的”，因此，在這種官僚體製下，“舉世人心風靡，羨慕官、依賴官、害怕官、謅媚官，絲毫不能發揮一點獨立的精神。”因此，專製集權主義又是振興國家實業的障礙。
更為嚴重的是專製集權主義對人的獨立人格的敗壞和扼殺。
數千年的專製統治，“從文事武備到工商業，以至民間的生活細節，都要歸政府管轄”，政府是人民的主人，而人民隻是奔走效勞的奴隸和“食客”。沒有當家作主的地位，自然也就沒有獨立的人格。
他嚴肅地指出，明治政府如果實行專製統治，而不盡快“改弦更張”，則新興的文明及由而來的一點人民的獨立精神也會衰退。他甚至已經看到了明治政府在新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的更為專製的一麵及其對人民的獨立精神的更為嚴重的威脅。他說：“古時的政府使用武力，現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時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現在的政府富於治術；古時的政府是措抑民力，現在的政府是收攬民心；古時的政府是從外麵侵犯人民，現在的政府是從內部控製人民；古時的人民把政府看作是鬼，現在的人民卻把政府看作是神；古時的人民畏懼政府，現在的人民則崇拜政府。”他認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形勢，是人民喪失獨立精神的新的形式，“若不乘這種形勢來改弦更張，則政府今後舉辦事業，縱然越來越具備文明形式，人民卻會越來越喪失獨立精神，從而文明的精神也會逐漸衰退”。人民對政府抱有畏懼心理，就更談不上以平等的態度、獨立的人格參與國際競爭，贏得國家的獨立了。對於一個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來說，福澤諭吉能夠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趨勢中，以如此冷靜和深刻的眼光，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固有矛盾和危機，應該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