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不論維新前後的大事變，平時社會上談論政治的熱度也在升高。這種風波波及到學校，使其也難免受影響。統治全國學校的行政官以行政手段來管理教育工作。再看各地方的政治家們，如反對政府或持不同政見時，本屬於政治問題，卻影響到所轄的學校，以致本來是超脫政治的學問也無端地出現了政敵。即便是今天在學校采用教員時，也要問其政治主張如何。如果是很難坦率地回答與某政黨有聯係，或在雇用小學教員時，某個人在某次關於現時政治的演說會上博得聽眾喝彩，就給以優厚的工資，也不問他學識水平如何，隻以議政的優劣來評價。應該說這是以熱心政治來戲弄學校，雙方都在為學問尋求政敵。本來學問和武術、美術一樣與政治毫無關係，當然不論政治觀點如何，隻要有教學能力的人都可以做教員，但現在卻要考慮其政治主張，以議政的優劣作為用人的標準，這一點盡管為世人所忽視，其實恐怕正是災難的征候。試推測一下未來的社會狀況，日本學問不幸之源在於附屬於政治，將嚴重地重蹈中國宋朝和舊水戶藩的覆轍，令人不勝憂慮。
當務之急是要防止災患的發生。我認為，其方法隻有將現在的文部省所轄的學校與本省分離。既然要維護帝室的統治，就要讓民間的有誌之士參與管理，形成統一的私立學校體係。靠帝室暫時資助巨額貸款，建立牢固的基礎，或每年靠帝室賜予一定數量的貸款來保護教學活動，這對帝室來說不是很難的。例如，本省為直轄學校每年資助費用50萬日元，暫時發資金500萬日元作為學校私有金額，將這些貸款的實價用公債證書方式寄存在政府，每年便可得到50萬日元的利息。名義上是資助500萬日元，實際沒有得到現金，隻是以大藏省中儲蓄的公債證書為憑證。這一巨款是恩賜於民的，私立學校有了50萬日元的資金，就有了活力。就此再召集全國有識之士召開學事會議，確定管理學問事業的中央局，授予文書學藝全權，討論教育方法，審查著書的質量，探討古事，研究新說，規定語法，編寫字典等，統文事於一體，建立完全沒有政府幹預的文權本體。過去德川政府銀行有這樣一件事：旗下之士領取廩米的時候，用“米幾石幾鬥”的米字計數法，代替了過去劃豎杠記數的方法。林大學頭的收據用楷書寫“米”字，但銀行會計員說是違反常規，不予承認。對此林家不服，管家與銀行職員間發生了爭執。於是銀行職員和大學頭直接舉行對話。大學頭進行申辯說，寫“米”字可以使那些不識日本國文字的人都能理解。結果號稱政權中具有全權的銀行會計員為此失敗。這是事實，還是好事的人編造的奇怪的笑話，我不曉得，但是從中可以推測出林家掌握著文權。隨著時代的變化，今天沒有了上述的奇聞，尤其慶幸的是設立了學事會，我們期望著它能象昔日的林家那樣。學事會的人掌握文事方麵的大權，與政事完全相脫離。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擔任學校教育事務的人再掌握一些政事之權。從政權角度看，學者不幹涉政事，政事也不妨礙學事，政權和學權二者分立，這樣對施政和為學雙方都有利。
如上所述，不能廢除文部省。文部省作為行政官具有一定的管理全國學事工作的權力，例如，命令各地調查適齡者就學的人數，統計就學人數、人口和就學者之間的比例，或具體審查各學校的地位、履曆、資金的來源及保存的方法，經常派一些官員到各地監督工作等，一切有關學校管轄範圍內的事務，皆是文部省的職權。況且，強迫教育法的實施必須靠政權和權威力量來實現。我認為，實施強迫的方法，規定全國各地不分男女隻要是適齡兒童都必須就學，這是今天日本的當務之急。倘若對學校使用什麼教材，采用何種教學方法等都要具體規定，這就不合適了。學問上的事情應由學者組成的學事會來決定，學校監督報告的事務則要由文部省來承擔。最好是學事和日常瑣事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正象海陸軍中，指揮軍艦在海上作戰或指揮騎兵部隊是軍人的事，沒有親身的實地經驗和不明兵法的人不能勝任。但是，海陸軍隊不隻靠軍人統治，沒有製定軍紀的法學士不行，沒有治病的醫學士也不行。行軍時的輜重、軍糧之事，日常的會計簿記之事等等，千頭萬緒都是艦隊支隊以外的事務，其重要性與作戰事務一樣，二者都不能忽視。庶務和戰務相互配合才能構成海陸軍部隊，這是眾所周知的。同樣，對全國學問之事，負責製定教育方針並指導年青一代、傳道授業解惑之人，一定是從少年時起就親身接受過教育、有教育實踐經驗的人。也就是說，作為學者，應讓其做些管理學事教育的工作。從另一個角度說，全國的教育事務不隻應由學者擔任，要想井然有序地管理好教育事務，還必須依靠行政的權力，必須依賴所謂事務家的勞動。學者靠政權的力量把學問強加於人，事務人員不懂學問隨意管理，正象軍人兼任海陸軍的庶務，庶務官員參與指揮打仗一樣，雙方不僅勞而無功，相反有礙於全麵工作的進行。讓海陸軍的醫學士、法學士或會計師指揮戰士操練，命令抓住時機進攻退卻，其困難是盡人皆知的。而政治行政家議定教育方法，撰寫書籍，指令學生體操的進退，其難處卻不被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