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第二次“圍剿”慘敗後，僅隔一個月，又調集十萬兵力，自任總司令，采取“長驅直入”的戰略，於1931年7月1日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當時紅軍第一方麵軍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眾工作，還沒有來得及休整和補充，兵力隻有3萬人左右。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紅軍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以地方武裝積極阻擊、襲擾、遲滯敵人，主力從福建西部繞道千裏，於7月下旬回到贛南根據地的興國縣集中。這時敵軍已分路直迫麵前。紅軍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以一部兵力結合地方武裝積極行動，將敵人主力部隊向興國以西和西北地區吸引，主力則於8月4日乘夜從敵人的空隙地帶向東突進，6日在蓮塘殲敵第四十七師一個多旅，7日在良村殲敵第五十四師兩個多團，11日在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殲敵第八師4個團。6天中連打3仗，三戰皆勝，繳槍萬餘支。這時，所有向西、向南的敵軍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力並進，尋找紅軍主力作戰。8月16日夜，紅軍以部分兵力將敵向東北方向吸引，主力由東向西，回到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敵人則饑疲沮喪，無能為力，隻得退卻。紅軍又乘敵退卻，在老營盤殲敵第九師一個旅，在高興圩給敵第十九路軍以沉重打擊，9月15日在方石嶺殲敵第五十二師全部。此役共殲敵3萬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第三次“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1933年2月，蔣介石又調集40萬兵力，對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在南昌設置行營，自兼江西省“剿匪”總司令，分左、中、右三路軍，以陳誠的中路軍為主攻部隊，采用“分進合擊”戰術，尋求主力紅軍作戰。中路軍分3個縱隊：第一縱隊由羅卓英指揮，轄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集結在樂安、宜黃；第二縱隊由吳奇偉指揮，轄第十、十四、九十師，集結在撫州附近；第三縱隊由趙觀濤指揮，轄第五、六、九、七十九師，集結在金溪、滸灣一線。企圖以3個縱隊同時推進，對中央紅軍形成圍殲之勢。
同年2月12日，紅軍由周恩來、朱德指揮，圍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退卻步驟，以一部分兵力將蔣軍主力往黎川方向吸引，紅軍主力則秘密轉移到蔣軍右翼，集結於廣昌以西的東韶、洛口、頭陂地區隱蔽待機。2月26日，蔣軍第一縱隊3個師由樂安、宜黃向廣昌推進，紅軍先以地方武裝阻擊、襲擾、迷惑蔣軍，當其右翼第五十二、五十九師進至宜黃縣南部之黃陂、大龍坪地區時，紅軍於27日拂曉發起猛攻，經2天激戰，全殲蔣軍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蔣介石遭此打擊後，立即改變部署，於3月15日以6個師分成2個梯隊從宜黃出發，經東陂、甘竹直撲廣昌，紅軍有意放過先頭4個師，於21日清晨突然向進入草台崗、東陂地區的後尾2個師發起攻擊，激戰一日，殲第十一師大部和第九師一部分，敵軍散兵倉促潰逃。
第四次反“圍剿”共殲蔣軍近3個師，俘萬餘人，繳槍萬餘支，取得了紅軍大兵團伏擊戰的重要經驗。此後，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聯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展到鼎盛時期。
第五次反“圍剿”1933年10月，蔣介石在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軍事支援下，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其中用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和經濟封鎖的方針。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蔣介石任總司令，顧祝同、陳濟棠、何鍵分任北、南、西路軍總司令，兵分三路，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五次圍剿。
此時，共產國際委派的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到達瑞金，贏得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信任和重用。李德等人積極推行“左”傾冒險軍事路線，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把正確的戰略轉移當作“退卻逃跑主義”。反“圍剿”開始時，蔣軍第八縱隊的第五、六、五十六、九十八師進攻黎川得手。李德震驚於一城之失，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急於收複黎川，命令紅軍三、五軍團，進攻黎川以北的硝石、資溪橋，以鞏固陣地。初戰失利，喪失了主動權。
1934年3月，蔣軍第八縱隊3個師和第五縱隊2個師由黎川、三都向團村進攻。紅軍三、五軍團因兵力分散，使蔣軍順利地占領了建寧、泰寧一線。4月，蔣介石集中11個師向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推進。李德指揮紅軍一、三、九團，“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組織廣昌大會戰，以“短促突擊”戰術，在40華裏的汝水兩岸與敵激戰10天，紅軍傷亡慘重，廣昌於4月28日失守。廣昌戰役後，蔣軍兵分六路發動新的進攻。李德等“左”傾錯誤領導者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六路分兵”、“全線抵禦”。令紅三軍團的六師及二十一師在泰和阻擊；以紅五軍團在頭陂設防；以紅八軍團抵抗向吉安龍岡推進的蔣軍；令紅三軍團四師、五師在石城抵抗；紅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在福建朋口、連城抗擊；以紅二十二師在會昌筠門嶺阻擋南進蔣軍。野戰司令部撤回瑞金指揮。紅軍全線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