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涉足“敦煌學”以來，30年間，我一直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獻。2007年冬，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為那份著名的《常何墓碑》（伯2640）作“校詮”。按理說，這份東西，前麵已有六七家進行過整理，我就沒必要再去浪費時間了。可是，我自覺才疏學淺，這份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同類文字並不那麼好理解。我不能否認，前人為這份墓碑的整理已經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且收獲頗豐，但並非沒有繼續深入工作的餘地。試舉一例。原文第115至116行有如下文字：“十二年（638年），入為右屯衛將軍。端肅有聞，繳巡無怠；文棍載穆，武帳斯清。”其中“文棍”的“棍”字諸家均從原卷。但“文棍”不辭卻顯而易見。顯然，這裏文字應該有誤。可是錯在哪裏呢？我注意到下句是“武帳斯清”。“文”與“武”對，則此“棍”字應與“帳”對。思索再三，覺得這個字或當作“幌”，指有文采的幃幔。再去尋找書證，晉代袁宏《擬古詩》有句“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襦”。由此可知，“文幌”可以成立。弄來弄去，原是傳抄中將“幌”字誤作了“棍”字，造成意難索解。舉此一例，可見校勘敦煌文獻之難。附帶多說一句，這件墓碑的校注工作，我要特別感謝師兄趙和平教授。交稿時，大概還有30多個人名、典故未查到出處，我均以“待詳”作解，有點偷懶。趙師兄在審稿時卻一一指出，要求我逐一解釋。這樣，在師兄的督促下，這些原本“俟詳”的問題不僅多數獲解，而且產生了那篇通讀《伯遠帖》的文字（《〈伯遠帖〉與伯遠考》，《書法叢刊》2008年第3期），這是完全出乎預料的。
如果說上麵所舉是文字內在的問題，那麼敦煌文獻也還有一些外在的問題。大約在1993—1994年間我與榮新江教授共同整理了敦博本禪宗南宗文獻，其中的《六祖壇經》主要由我負責。後來，台灣潘石禪教授與我各自分別指出英藏《六祖壇經》（斯5475號）的“方音通假字”現象。我曾將自己的看法向敦煌學家、佛學家周紹良先生談起過。周老未能同意我的認識。他說：你如果認為這裏麵有方音問題，那就要說明，這些方音字是如何產生的。我當時說，工作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承認存在方音替代字的事實，第二步再解決產生方音字的原因。按理說，周老的要求足以促成我更深入的思考。可是，我後來忙別的內容去了，未能深入去做。直到周老去世（2005年），我都未能回答他的提問，未免抱憾。恐怕我自己終其生也不能回答周老的提問了，隻好有待於來者。
從上麵所說可見，雖然近30多年國人在“敦煌學”領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尚不能認為自己對敦煌文獻的理解就已經很到位了。存在的問題還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孫中山語）。
三、寄語未來的“敦煌學”學者
按理說，中外“敦煌學”界“大佬”不少，像我這樣的小蘿卜頭尚無資格講什麼“寄語”之類的話。但我畢竟在這個圈子裏混了30年，也將此生的主要精力獻給了這份事業，感想或多或少還有一些，把自己的認識和想法寫出來供年輕人參考，也許並不是壞事。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轉型期，經曆著亙古未有之變局。在這一背景下，人們的生存問題顯得非常實際和緊迫。2009年，那麼多的大學生、博士、碩士遇到了就業困難。作為過來人，我們總不能不體察年輕人的苦悶與求生的緊迫性吧？不久前，我參加一項學術活動，針對一些大學畢業生急於謀生的現狀，一位頗有頭臉的人物在發言中大講奉獻，批評年輕人急於“變現”。我自己覺得，講奉獻沒有錯，而且應該提倡，但年輕人急於“變現”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試想，如今高校在“教育產業化”的驅動下，收費很高，一部分學生畢業時已是債台高築，家中如有老人和病人，就更是急於用錢，否則，連生存都困難，還談什麼從事研究工作呢？再說，研究學問尤其像“敦煌學”這樣的學問，用以了此浮生或許可以，若用以作為謀生手段便頗不容易。無怪乎中國古人有“窮不學文，富不習武”的說法，顯然也是出於求生存的考慮。也許有人要說，你鄧某人出身貧寒，不也從事了“敦煌學”這樣的學問嗎？實在說，我們那代人有其特殊性：上學不必交學費（指大學），且管飯吃；畢業後必須服從分配去就業，個人沒有選擇的權力，與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大異其趣，無法進行簡單類比。因此，我們要體諒今日年輕人的難處，否則就會有站著說話不腰痛之嫌。另一方麵，必須說清楚，從事“敦煌學”這樣的學問，可能一生，至少是前半生要過清苦的日子。年輕朋友，你想好了嗎？你受得了嗎？我的意思是說，想好了再進入這個領域，不然會浪費你的青春，“事後悔”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