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卻厚著臉皮安慰他的主子，說什麼《天津條約》是作為退兵之計，而想除卻夷人的貪婪、真正一勞永逸的計策，絕不是隻憑會談的口舌之爭和微薄的利益誘惑就可行的，必須得用兵交戰。而現在還不應該動以聲色，使夷人不加以懷疑，我軍則把天津海口的水陸布防準備妥當，等他們來年北上換約時，再來個一舉殲滅。
鹹豐望著案頭上僧格林沁近日海口炮台工程竣工的奏折，何桂清的以上陳述不禁又使他怦然心動，一個“先發製人”的殲敵方案，又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了。
《天津條約》簽訂之後，鹹豐帝一麵籌劃“一勞永逸”之計，派遣桂良等人南下進行改約活動，一麵命令僧格林沁會同直隸總督瑞麟，在天津海口一帶妥為布置。在鹹豐的督促和支持之下，僧格林沁等人先在距天津30餘裏的雙港地方，擇要紮營10座，修建炮台13座。接著又興工修建大沽海口炮台，共安設銅製12萬斤重炮2座，1萬斤重炮6座，5000斤重炮2座，另安放洋鐵炮23座。見到幾個月之內，津沽海防已煥然一新，大沽與雙港“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經十分周密，鹹豐帝的心頭才稍稍寬慰。他傳旨賞僧格林沁禦用袍褂各一件，交僧之子伯彥訥謨祜送往天津，以示嘉獎。同時，把大沽炮台原設陸路弁兵1600名擴充為3000名，加強海口防禦力量。
清政府在津沽一帶大張旗鼓地設防，瞞不住英、法侵略者狡猾的眼睛。英國政府早就在給來華換約的新任駐華公使普魯斯的訓令中，明確指示北上換約時一定要帶上“足夠的海軍兵力”。同時，法國公使葛羅也主張武力換約。他公然宣稱“中國皇帝是在槍炮威脅下接受這些條件的，其中有些對於他本人和他的龐大帝國，都是屈辱的，致命的，這些條件，隻有在暴力下才能實現”。顯然，英、法侵略者要迫使鹹豐妥協，接受不平等條約也是不惜再一次挑起戰爭的。
鹹豐九年五月(1859年6月)，兩位趾高氣揚的公使到達上海後，發現鹹豐皇帝派來換約的欽差大臣桂良等人已在上海等候多時了。這是鹹豐阻止各國進京換約的最後一次努力。鹹豐的打算是，派桂良等與英、法另立專條挽回最擔心的公使駐京等四項條件，然後將《天津條約》和《通商稅則：善後條約》等一同在上海與列強換約。桂良秉呈鹹豐的指示，向英、法公使轉達了以下的意思：大皇帝派我等來此辦理稅則，負責對外事務的欽差大臣關防已從廣東移交給兩彙總督何桂清了，而且天津的士紳已經訓練好團練，不讓輪船駛近攔江沙，如果貴國到天津的船隻受到了損傷，我等不能負責；如果再起兵挑釁，那麼去年的條約就全部作廢，對各國通商沒有好處。
這種閃爍其辭的威脅，隻能令英、法列強不屑一顧。他們一口拒絕桂良的要求，執意北上。新任的英國公使普魯斯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氣焰囂張地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們的要求，我已準備武力來索取。”
阻止不行，鹹豐又作退一步打算，急令桂良等人馬上趕回北京。同時，進一步調兵遣將，並命直隸總督恒福等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北塘登陸入京，告誡兵艦不要駛入攔江沙內，大沽海口已經處處設防，如果輕易入口，恐怕難免誤傷，狂妄的侵略者根本沒把大沽炮台放在眼裏。鹹豐九年五月(1859年6月)，英國軍艦15艘、法國軍艦2艘、美國軍艦3艘、士兵2000多人，氣勢洶洶地在大沽口外集結。英國海軍司令賀布竟蠻橫無理地要求大沽守軍在3天內將攔河的木筏、鐵戧等障礙物撤去。英國人威妥瑪揚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鹹豐帝見來者不善，盡管不甘心接受城下之盟，但還是極力避免武裝衝突。他命令僧格林沁“切勿先行開炮，借以顧全在局”。皇帝心想，隻要夷船停泊攔江沙外，英、法各使少帶從人，從北塘登陸至天津，不得坐轎擺隊，換約即去，不在京師久駐，給大清天子一點麵子，他還是能夠寬容以待的。
可英國公使普魯斯卻想抖抖威風，給清政府一個下馬威。6月25日下午，英、法聯軍不顧清政府一再警告，悍然向大沽炮台發動猛烈進攻。聯軍司令賀布命令以英艦“負鼠”號為前導的聯軍艦艇蜂擁而上，向橫鎖海口的鐵鏈衝擊，同時，各艦突然發炮，向兩岸炮台猛烈轟擊。已做好充分戰鬥準備的炮台守軍忍無可忍，立刻向敵艦開炮還擊。
戰鬥打響後，南北兩岸炮台守將、直隸提督史榮椿和大沽協副將龍汝元率部集中火力，猛攻賀布乘坐的旗艦“鴻鳥”號。賀布被擊中腿部，被迫改乘“鸕鶿”號繼續頑抗。
經過一晝夜激戰，英、法侵略軍損失慘重，已經無力再戰了，隻得再次南轍。在這次戰鬥中，清軍擊沉敵艦4艘，重創6艘，打死打傷英軍464人，法軍14人，活捉2人。除賀布負重傷以外，他的副手也傷重而死，法軍司令也受了傷。當時，美國艦隊司令達底拿見勢不妙，高喊“血濃於水”(即同種族的英、法人比華人親近)的口號，命令美軍士兵前往助戰。但在英、法艦隊狼狽逃竄後，美國公使華若翰卻又重披“中立”偽裝，打著“友好”旗號，悄悄從北塘登陸，同清政府互換了中美《天津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