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敵軍，優待俘虜，是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時，原則，也是毛澤東關於“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依靠敵軍的瓦解”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國民黨蔣介石圖謀挑起全國內戰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極端重視加強國民黨軍工作，把這一工作作為應付全國內戰爆發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成為解放區軍民應付全麵內戰準備工作，一項戰略作務。
一、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加強國民黨軍工作的方針、政策
抭爭勝利後，國民黨蔣介石自恃有龐大的軍事力量，圖謀發動新的內戰，以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然而，這一圖謀是極不得人心的。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加強對國民黨軍政治爭取的指示，各戰略區結合本地區情況，相應地成立了國軍工作機構（有的地區稱敵軍工作機構），製定了開展國軍工作（有的地區稱敵軍工作）的措施，廣泛越並展了以“高樹勳運動”為中心的瓦解國工作）酌措施，廣泛地開展了以“高樹勳運動”為中心的瓦解國民黨軍工作。
抭爭勝利後，國民黨蔣介石自恃有龐大的軍事力量，圖謀發動新的內戰，以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然而，這一圖謀是極不得人心的。不權飽經戰亂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而且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讚成。作為國民黨統治中國、發動全麵內戰的最重要支柱的國民黨軍隊，也並非都願跟隨蔣介石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廣大士兵和一些中下級軍官對蔣介石繼續堅持內戰的反動政策表示不滿，即使在高級將領中也有一些憂國憂民之士是不讚成內戰的。同時，國民黨軍隊派係複雜、矛盾重重，特別是蔣介石重用嫡係、吞並雜牌軍隊的做法，更引起了非嫡係部隊廣大官兵的強烈不滿。此外，國民黨軍隊內部存在的克扣軍餉、打罵士兵、侮辱人格的腐敗現象，更普遍引起了官兵之間的嚴重對立。這些情況表明，在粉碎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在實行軍事打擊的同時，通過政治攻勢爭取國民黨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組織領導解放區軍民反擊國民黨軍進攻的同時，十分重視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政治爭取工作。
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各分局、各區黨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派遣大批幹部，潛入國民黨重要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機關”，開展工作，“以便將來更有力的進行民主運動”。10月20日又指示，在反對國民黨軍的進攻過程中，要“推行瓦解偽頑的政治工作”。為了更好地開展政治爭取國民黨軍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0月25日發出了《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指出：“國民黨依靠近二百萬軍隊，作為他統治中國最重要的支柱，我們必須在這一軍隊中進行有力的係統的工作，方才能夠達到戰勝他的目的。中央決定在各中央局和分局之下設立國軍工作部（對外秘密），專門進行國民黨軍隊中的工作。”並強調指出：“為著使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的開展，除應抽出有經驗的得力幹部主持這個部門工作外，並應調選一批與國民黨各係軍隊有某種關係和適宜於這項工作的幹部，加以適當訓練，分配他們打入國民黨軍隊、軍事學校和軍事機關中工作，在這些軍事組織之中，長期埋伏，交結朋友（可以而且必須個別的謹慎的發展黨員），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按照工作需要，在國民黨軍隊集中地區或重要城市（如武漢、南京、上海、廣州等），要派出有力幹部，必要時配以秘密電台，就近指導這一工作。為著這一工作的開展，各中央局、分局，必須撥出一定的經費。”“中央在軍委之內，專設國軍工作部，並指定王世英同誌為部長。”“各中央局、分局的國軍工作部，今後應經常與軍委國軍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導關係。”11月9日，軍委國軍工作部要求各戰略區迅速成立國軍工作部，“並挑選有社會經驗及秘密工作經驗之同誌擔任此項工作。”
10月30日，在晉冀魯豫軍區舉行的邯鄲戰役中，國民黨軍第11戰區副司令員長官兼新8軍軍長高樹勳將軍，在解放區軍民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下，率所部萬餘人舉行戰場起義，並通電全國，主張實現國內和平、反對內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抓住這一具有深遠影響的事件，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乘勢把政治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引向深入。11月12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指出：“高樹勳十月三十日通電，已在重慶發生了很大影響，並將繼續在國民黨軍隊中和全國人民中產生它的影響。國民黨不可能動員與團結在它自己指揮下的士兵和廣大軍官來進行反對人民的內戰，更不可能動員全國人民來進行內戰，這是國民黨在內戰中最大與最基本的弱點。高樹勳新八軍起義，及其在全國獲得深刻影響，就是明證。邯鄲起義在目前時局中，是有全國意義和一般性質的重大事業。因此，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瓦解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製止內戰的無限期延長。”為此，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