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學士大夫通過對編年與紀傳二體的具體比較，進一步加深了對編年體“詳治亂興衰”特點的認識，並進而采用該體裁積極編修史書。如晁公武認為：“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121］呂祖謙認為：“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122］章如愚則更為詳細地指出：“編年之書，自《春秋》及《左氏》、《通鑒》之外，如荀悅《漢記》之類，至有耳不聞，目不睹者，何也？意者，紀傳之體，隨其人之終始，事之綱目，即於一紀一傳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裏，則間見雜出於其間，故觀者難於遽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而編年則不可以泛紀也。愛奇厭常，舍難就易，文人才子之習雲耳，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目熟而心究之矣。”［123］可見晁、呂、章諸氏雖都承認二體各有所長，但晁、章二氏明顯偏愛編年，章氏甚至認為，編年之書更需有史才者目熟心究，才可理解其中所含之深意。此外，用編年體撰成《西漢年紀》的王益之，在其書《自序》中言：“紀傳存一人之始末，論人物者有考焉；編年著一代之升降，觀治亂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視一代之升降，重輕何如也”？可知王益之明顯偏愛編年。以上諸人中，象晁、呂、王三氏直接運用編年著史，章氏因編修類書，常會翻檢編年體史書，故其結論均為經驗之談。
在《資治通鑒》這一“詳治亂興衰”成功範例的感召下，以及時人對編年體自身特點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南宋時編修編年史的風氣甚濃。一方麵，南宋時春秋學及通鑒學興盛（詳見第六章），在南宋人編修的所有史著中，此類編年體史著占有較高的比例。另一方麵，南宋史家編修當代史興盛一時。在這些史著中，史家往往出於總結王朝興衰的現實目的，故而偏重選擇編年體。如前述南宋私家在編修的北宋亡國史中，除《東都事略》等為數極少的幾部紀傳體史書之外，其餘基本為編年體史書。再加上其他一些編年體史書，可以說，南宋史家選擇編年體編修史著，已成為當時史學發展的突出現象。
南宋編年體之所以興盛，一則主要同中唐以來崇尚《春秋》及編年體之風分不開。由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所倡導的《春秋》學，直接影響到北宋初石介等對其舍傳求經和尊王攘夷思想的接受，《春秋》學及源於《春秋》的編年體因此得以興盛。二則是從編年體本身的發展來看，與被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的《春秋》相比，北宋司馬光編修的《資治通鑒》無論是在記事範圍、編修程序和編修宗旨上，還是在附屬性的《目錄》、《考異》和《舉要曆》的設計和編撰上，都顯示出了在新的曆史時期所必備的自身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此前編年體的一些缺陷。亦正是由於《資治通鑒》的影響和南宋時人對編年體的切身體會，最終使得南宋編年體史書得以大量湧現。三則是與南宋特定的社會環境有關。北宋滅亡的現實曆史教訓以及國家始終所麵臨的民族危機，促使史家必須從當代，甚至於從整個曆史發展過程中去探求治亂興衰之因，而編年體正合乎這一社會要求。最後，南宋官修的紀傳體《四朝國史》和《中興四朝國史》成書速度甚慢，而以編年體形式編修的《日曆》和《實錄》則大多能較快成書，這為私家撰述同類體裁的史著提供了更為直接便捷的史料依據。因此，我們對如李燾以《實錄》作為基本史源編修成《長編》，以及李心傳以《高宗日曆》作為基本史源修成《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狀況，就不難理解了。
二、新體裁的產生及運用
如前所述，南宋人崇尚編年，通鑒學又在南宋相當興盛。其結果之一便是由此產生了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同時，隨著南宋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以編年形式編次人物事跡的年譜，以及記述學派學術傳承流變的學案體亦得以創立和發展。
1.紀事本末體
該體出現於南宋前期，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是南宋袁樞撰成的《通鑒紀事本末》，凡42卷。該書完全以《資治通鑒》作為取材對象，選擇彙列為上自“三家分晉”，下至“周世宗征淮南”等共239件大事（另附相關事項66項），每事為一篇，詳記始末。這種以事為綱，區分門類，以類排纂，每事一篇，自為起迄的編纂方法，呈現出有別於編年、紀傳二體的自身特征，它記述的對象和中心是一件件完整的曆史事件。這種編纂方法明顯地克服了“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124］的缺陷，更適應了當時社會的客觀要求，因而頗受世人重視。從此亦在原有的編年、紀傳二體之外，形成了紀事本末體。
幾乎在同時，孝宗淳熙十二年，又出現了章衝編撰的《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5卷。該書以《春秋左氏傳》為取材對象，以魯十二公加以劃分。每公之下，又按年依次類聚史事，每事一篇，自為起訖。具體選擇彙列有上自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下至哀公二十七年“越子盟於平陽”和“晉荀瑤伐鄭”等共357件大事。書末有附錄，主要附載災異、力役、時政、列國興廢及器物等事。由此可見，該書所采用的亦為紀事本末體。不過，與袁樞之書相比，其設置的事目更細，並且書名稱為“事類始末”。章衝用紀事本末體改編《左傳》之後，清四庫館臣指出：“編錄左氏書者，或以國分，或以人分，或以事分，凡數十家而未已。雖體例小殊，其源皆自衝發也。”［125］同時，清人將章衝之書與清高士奇所撰的《左傳紀事本末》比較後，指出：“衝書以十二公為記，此（指高士奇書）則以國為記，義例略殊。又衝書門目太傷繁碎，且於左氏原文頗多裁損，至有裂句摘字聯合而成者。士奇則大事必書，而略於其細。部居州次，端緒可尋。與衝書相較，雖謂之後來居上可也。”［126］由此可以看出，章衝之書雖對後世產生了不小影響，但在門目劃分、史事類聚方麵仍存在欠缺。這反映出紀事本末體在最初被運用時的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