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南宋朝廷雖則有時委任少數專官加以修史，但更多的時候則是史官多為兼職，史官職位變動極為頻繁，從而導致具有史官身份的人數相當眾多，由此亦造成朝廷雖則嚴禁官修史籍外傳，但這些直接參與過整理和編修史書的人員，往往會利用職務之便，以獲得官方史料，從而使得官方史料的保密性有所降低。如《中興小曆》卷29記載；鄧名世“因擅寫日曆，為言者所劾罷去”。而對於劉儀鳳，《宋史》卷389本傳記載說：“（儀鳳）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他終因禦史張之綱論其“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雖則如以上所舉諸例，擅自外傳史料的史官會冒罷官降職的巨大風險，但他們中的一些人，仍利用職務之便，依據所見及私自外帶的史料，存錄或編修有關史籍。如存留至今的就有：《高宗聖政草》是陸遊編修《高宗聖政》之後，據所見資料追記形成的。［103］《戊辰修史傳》及《古今紀要逸編》是黃震在史館時所作的部分修史底稿。周必大有《起居注稿》。［104］另據時人所言，周必大其家在編其文集時，因為“其間有《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時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見。”［105］劉克莊有《寧宗玉牒初草》［106］。
此外，王炎曾花費十餘年撰有記載北宋九朝史事的《東都紀年》30卷。他在該書《序》中稱：“慶元三年八月，炎奉詔自太學博士入秘書省為郎。明年，兼實錄檢討。尋入著庭為佐郎。又明年為軍器少監而職兼檢討如故。於是金匱石室所藏，炎皆窺見副本”。於是他仿照漢代荀悅、唐代柳芳、吳兢於當代正史之外皆別自著書的做法，參校本朝《國史》本紀而撰成《東都紀年》一書。該書“於三朝《本紀》，其辭頗有所損；於兩朝、四朝《本紀》，其事或有所増”，並且“視李燾《長編》、熊克《（九朝）通略》，炎不如其博；王稱《（東都）事略·本紀》，炎竊病其簡。豐約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誌焉。又隨所紀附以《提要》，為三十卷。《提要》之目有二：曰注，則有所辨。曰證，則旁敘其事也。”［107］由此可見，王炎不僅表明自己依據所“窺見”的國史撰修成了私著，而且書成後還上進朝廷。
劉時舉在《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中，明確著明自己為“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可惜他的生平事跡不詳，唯史載理宗淳祐四年九月為京學生，並同其他京學生、武學生等一起反對史嵩之起複。［108］《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凡15卷，記事起自高宗建炎元年，止於寧宗嘉定十七年，今仍傳世。據明楊士奇言；他曾將該書與題名李燾的《續宋編年資治通鑒》18卷、無名氏的《宋季三朝政要》5卷彙總在一起，總題為《宋鑒》。［109］清人朱彝尊為該書作《跋》則簡稱為《中興通鑒》。［110］該書大致參取官方史籍以及《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和《續編兩朝綱目備要》等編修而成，並且因事附論。在選摘的諸人議論之中，參取《中興大事記》議論最多。此外，還參取了《鶴林玉露》所記以詳議畢再遇禦敵有謀及韓侂胄無謀浪戰而被誅事。至於該書最後議論部分，曾言及“理宗之立，猶能撐拄五十年而後亡”，清四庫館臣疑“似非時舉原文”。筆者經細查，該語實出於元人陳櫟，見於其著《曆代通略》卷四。又該書雖以編年紀事，但記事頗為簡略。這也許是受史源及編修原則的限製，從而出現一則僅寧宗朝幹支記時較詳，而其他朝極略的現象。另一則是除高宗朝之外，其他三朝出現類似紀事本末的敘事形式。不過，該書雖然記事簡略，但劉時舉的編修宗旨頗為突出。其一，明晰朝政變化。其間，劉時舉對李綱的去留，趙鼎、張浚的作為，秦檜、韓侂胄專權等事，均加以詳細論述。如在其書卷6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冬十月“秦檜死”條下，作者議論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言哉”！同樣，對於光宗感疾、理宗之立等皇室事，劉時舉亦加以詳細記載。如《宋史》卷40《寧宗紀》記載：寧宗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史彌遠傳遺詔立侄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6作“詔立皇侄貴誠為皇子”。而該書卷15則記載：“楊皇後、史彌遠立貴誠為皇子，進封成國公，即皇帝位”。可見劉時舉在此明確表明立理宗並非寧宗之意，而實為楊皇後和史彌遠所為。其二，詳明對外和戰。其間劉時舉對宗澤飲恨，曲端枉死，嶽飛、韓世忠、劉錡、吳璘等中興名將之戰功，畢再遇之有謀，均做了詳細論述。又該書卷8孝宗乾道元年四月，劉時舉記孝宗屢遣使請金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而不果，其後有言：“蓋上有誌複仇，無能輔其誌者”。最後，表明對時局的看法。在該書卷1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仆射兼禦營使”條下，作者論說道：“綱為上謀，以乘輿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在此作者深深感歎小人誤國。又如該書卷8孝宗隆興元年在記符離之敗及至與金議和之事時，作者議論道：“將士聞之而奮，金人聞之而遁，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豈非天乎”？這是作者對時局逆轉的傷感表露。再如在該書卷13寧宗開禧元年三月“韓侂胄欲用兵恢複中原”條後，作者言：“時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為恢複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天也”！作者再次將南宋無法恢複中原歸於天命。總之，劉時舉在對南宋前四朝曆史進行敘述總結的過程中，雖然體現出消極的天命論思想，但他為我們全麵了解南宋前期史提供了一份可貴的史料，故該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