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知湖州汪藻奏請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以備修日曆官采擇，得到朝廷批準。當時經建炎兵火之後，“史官紀錄，靡有存者”，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禦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163］同時，他還“遠至閩、蜀數千裏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求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注解，才十二三。”［164］到紹興六年，經範衝奏申，曾一度中止編集詔旨的汪藻得以繼續編修，朝廷還賜予史館修撰餐錢，允許其辟屬編類。於是汪藻辟有鮑延祖和孟處義。八年，汪藻上進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665卷，汪藻及鮑延祖、孟處義皆進官增秩有差。［165］該書的修成，不僅助修了《日曆》，而且在隨後朝廷編修《徽宗實錄》時，對該書“所取十蓋七八。”［166］那麼該書之所以得以迅速編集成書，除汪藻本人的艱苦努力之外，亦同汪氏自辟僚屬組成史官群分不開。
孝宗乾道五年，鑒於《徽宗實錄》初修本“疏舛特甚”，李燾請求“重加刊修”，得到朝廷批準。［167］但隨後李燾被差外任職，重修《徽宗實錄》遂停頓下來。直到淳熙三年李燾重任史職，並且專力史事，《徽宗實錄》才得以繼續重修。這時李燾舉薦呂祖謙為檢討，“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168］李燾重修成的《徽宗實錄》凡200卷，《考異》25卷，《目錄》25卷。這是李燾在史局得以自由舉薦僚屬，完成修史任務的基本情況。
理宗端平元年，李心傳遷著作佐郎，兼四川製置司參議官。朝廷下詔讓其“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169］當時李心傳辟置高斯得為檢閱文字，［170］牟子才兼檢閱文字。［171］經過三人在成都府史局的共同努力，至端平三年完成全書。陳振孫言：《國朝會要總類》588卷，“李心傳所編，合三書為一，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監。”［172］該《會要》記事包括太祖至寧宗十三朝。至嘉熙二年三月，朝廷又任命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兼史館修撰，專一修纂高宗、孝宗、光宗和寧宗《四朝國史》、《實錄》。於是他辟置高斯得為史館檢閱，“分修光、寧二帝《紀》”。［173］同時，“請（牟）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174］他還奏召錢時為史館檢閱。［175］此外，據趙汝騰言：“李公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公元傑為屬。”［176］可見趙汝騰等三人亦為史館屬官。據史書記載；在理宗任命李心傳專一設史館編修《中興四朝國史》之前，自寧宗嘉泰二年開始編修《高宗正史》時起，朝廷先後就委任過陸遊、傅伯壽、李壁、李和真德秀等多人主持編修《中興四朝國史》，但都因故遲遲未能有很大進展。到理宗紹定四年正月，朝廷曾命李心傳為國史院編修官，專修《中興四朝國史·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177］至是，朝廷又專委他辟屬修史。到淳祐元年他雖被罷職，但到二年正月，《中興四朝國史·帝紀》正式修成上進。
縱觀李心傳兩次辟屬修史狀況，我們不難看出：一方麵，朝廷非常看重李心傳的史學才能，並且專門委任他負責官方修史。在李心傳未入仕之前，前後就有崔與之、許奕和魏了翁等23人舉薦過他。［178］其間，李心傳所著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均已被史院所宣取。到理宗寶慶二年，李心傳應召赴闕，朝廷特補從政郎、差充秘閣校勘。而秘閣校勘“乃特創”。［179］紹定二年，經朝廷考察認為：“李心傳供職以來，已踰兩考，研覃典籍，恬靜可嘉，特與改合入官”。四年正月，皇帝禦筆：“李心傳已經輪對，議論詳明，盡言無隱，所當褒表。可特賜同進士出身，與升擢差遣”。是月，授將作監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180］可見李心傳無論閉戶著書，還是在朝供職，均體現出了良好的修史才能和治史態度，以及直言無隱的高尚品質。正由於此，他才被朝廷委以專修之職，因而當李心傳於淳祐元年被罷史職時，吳泳感歎說：“作宋一經，舍鴻筆誰屬？”［181］黃震更是高度稱讚說：“其書家藏而人誦，殆將為我宋信史，所就益遠矣。”［182］
另一方麵，李心傳辟置史官時，相當重視其修史才能和個人品格。如高斯得在《中興四朝國史·寧宗紀》末如實記載理宗與濟王事，以揭露史彌遠矯詔立帝、逼死濟王之實。對此，時相史嵩之為其叔彌遠回護，於是“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高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予以辨駁。杜範報書亦有“奸人剿入邪說”之語，然而書已進呈。李心傳收藏高斯得草稿，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183］可見高斯得修史能夠不畏權臣，秉筆直書。此後，高斯得仍參與了官方修史，他自己還著有《孝宗係年要錄》和《高宗係年要錄綱目》等。對於《孝宗係年要錄》，他指出：“阜錄新書幸已成，名山藏去複傳人。毋令十載編摩苦，竟與家書共厄秦。”［184］這表明他堅持以修史傳世為己任。又如嚴州布衣錢時，經時相喬行簡薦舉，特授秘閣校勘。同時，朝廷令下本州繕寫其著述《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論語古文孝經大學中庸四書管見》、《兩漢筆記》和《國史宏綱》，［185］可見他著述宏富。就在李心傳辟他為史館檢閱之後，史載其“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186］由此表明錢時難進易退，體現了他不樂仕進，埋頭著述的獨特個性。再如井研牟子才，嚐學於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以及朱熹門人李方子。他曾多次參與官方修史，著有《四朝史稿》等，在朝“以直聲著於中外。”［187］
總之，由李心傳所組建的修史史官群，總能盡力按期完成修史任務，這對於南宋後期官方修史久難成書、史官人員遷改頻繁且浮衍修史的現狀而言，無疑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劉克莊曾在挽詩中談及自己欲被李心傳辟為史官時言：“獲麟以後便休論，化鶴而歸亦浪言。過眼忽看《遺老傳》，終身不及長公門。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自注雲：今丞相遊公嚐言，秀岩欲以史局見辟。）六合茫茫千載遠，些成無路可招魂。”［188］可見時人極為看重李心傳所置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