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兩宋史學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其間，北宋所形成的完備的修史體製以及治史之風，不僅被南宋廣泛得以繼承，而且南宋史學本身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同時，南宋史學所取得的顯著成就，對後世史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一節南宋史學在兩宋史學中的地位
一、兩宋在前代史編修方麵的比較
南宋史家不僅繼承了北宋以來研治《春秋》和兩漢史的優良傳統，而且在崇尚編年之風的有力推動下，研治《資治通鑒》之風亦相當興盛。同時，南宋偏安一隅的社會現實，又促使許多史家紛紛研治三國六朝史。其他如通史及上古史、方誌等的編修，則是在北宋史學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
1.春秋學、兩漢史和通鑒學編修的興盛
（1）春秋學：受中唐以來春秋學研究的直接影響，兩宋春秋學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階段。在《宋史·藝文誌》經部著述中，宋人所著春秋類著述最多，這足以表明宋代春秋之學極為發達。據統計：僅今存該類著述就達40餘種。
注：該表參據宋鼎宗的《春秋宋學發微》（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及《四庫全書》等擬製。
從兩宋春秋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北宋初孫複著《春秋尊王發微》，倡導尊王之說，由此“世人多師孫明複，不複信史，故盡棄三《傳》，全以《左氏》為本。”［1］此時尊經和崇慕春秋筆法者尚多。如歐陽修著史，往往效法《春秋》，突出尊王大一統觀念。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曾言：“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2］因此，王安石未專治《春秋》，亦未將其列入科考取士書目之中。而到哲宗元祐時期，一切以熙（寧）、（元）豐為非，此時治《春秋》者形成風氣。張端義對此指出：“荊公黜辭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3］如現今就存有蘇轍《春秋集解》12卷等等。自紹聖至北宋末，隨著新法黨人的重新執政，《春秋》又一次被朝廷所罷用。如史載：“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崔）子方三上書乞複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4］崔子方尚著有《春秋經解》12卷、《春秋例要》1卷和《春秋本例》20卷，可見以研治《春秋》見長的崔氏，在北宋末因《春秋》未能列入取士之目，而隻能放棄應舉入仕。洪邁批評指出：“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5］綜上所述，北宋時，春秋學雖時有發展，但因受朝政和學風的極大影響，致使研究著述有限。
南宋時，注重講求攘夷之義的春秋學大盛。高宗本人就“雅好《左氏春秋》”，並命範衝與朱震為其專講。［6］高宗平日的“日課”為：“早朝退，即閱章疏。食後學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7］其間就包含閱讀《春秋》。他還在紹興十三年親書《左氏春秋》，於秘書省以宣示館職。［8］同時，士大夫研治《春秋》者眾多。如葉夢得“博極群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詳。”［9］他有關《春秋》的著述就有《春秋傳》20卷、《春秋讞》30卷和《春秋考》30卷。他的弟子章衝亦“頗究心於《左傳》”，［10］並且撰有《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5卷。又如胡安國撰成《春秋傳》30卷，因大力倡導尊王攘夷思想，使得“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11］再如陳傅良“博極群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製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從而著有《春秋後傳》12卷和《左氏章指》30卷。［12］總之，由於有高宗皇帝的親自示範，官僚士大夫的積極響應，南宋注重禦悔之義的春秋學研究比北宋大有發展。
又從宋代一些學者對《春秋》經、史屬性的認識來看；北宋程頤在其著《春秋傳·自序》中言：“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南宋葉適則認為：“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13］正是由於宋代一些學人往往將《春秋》作為編年體史書來看待，故將其加以改編者甚多。
北宋時，如楊彥齡就著有《春秋左氏年表》2卷，王當著有《春秋列國諸臣傳》50卷，鄭昂著有《春秋臣傳》30卷，沈括撰有《春秋左氏紀傳》50卷，以及稅安禮著有《春秋列國圖說》1卷等等。以上諸書基本上是將編年體改為了傳記體、紀傳體以及年表、圖表等編修形式。其中《春秋列國諸臣傳》原50卷，今存30卷，王當撰。當字子思，眉山人，“幼好學，不治章句，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並且他“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14］今本《春秋列國諸臣傳》所記人物凡191人，每卷五至八人不等，並且於卷後附之以讚。南宋人陳造言：該書“不惟該備無遺，而複引《史記》、《國語》等書，……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讀，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黙之大概，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15］陳振孫亦稱讚王當“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者，則附其末。係之以讚，諸讚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亦多所發明。”［16］今從該書中不難看出，王當在編修、品評春秋列國諸臣時，仍遵從了《春秋》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指導思想。如作者先在該書卷八傳中記述了楚國成得臣兵敗後的遭遇，後於卷末讚中就此事感歎道：“楚真蠻夷哉”！又如作者在該書卷十先記述晉國趙盾族弟趙穿攻殺靈公，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事，後在卷末讚中指出趙盾：“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盾不無憾焉！”並且繼而還論說到：“《春秋》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得之矣！”其他用忠孝仁義等標準加以品評人物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不過，王當並非一味承襲《春秋》褒貶之意，而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如作者先在該書卷三傳中記載魯國臧文仲事跡，後則在卷末讚中特意指出：“臧文仲之賢不稱於仲尼，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在此作者明確表明臧文仲因“立言”而為魯國人所敬重。又如在該書卷二十九卷末考辨中，作者就不同意司馬遷對子貢的評價，而他自己認為：“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橫家附益之也。”總之，王當編修《春秋列國諸臣傳》時雖依據的是已有史料，但在評價人物方麵，他並未完全因襲前人的看法，而是有自己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