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則與《資治通鑒》本身具有極強的資治鑒戒功用有關。我們知道；北宋滅亡的現實曆史教訓，迫使南宋時人不得不明晰治亂興衰之理，並進而探討強國之道，而《資治通鑒》正好可以提供該方麵的經驗教訓。林駉對此指出：“昔神宗皇帝之敘《通鑒》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蓋嘉其有關於風化也。孝宗皇帝之讀《通鑒》曰：‘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蓋稱其有益於治道也。”［73］可見該書的風化治道功用，深得宋代統治者的讚許。史載淳熙六年二月，孝宗曾問皇太子：“近日《資治通鑒》已熟，別讀何書？”皇太子回答說：“經史並讀”。孝宗說：“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74］這表明孝宗相當看重《資治通鑒》及經史典籍對皇位繼承者的教化作用。胡三省進一步指出：“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75］在此胡三省已將《資治通鑒》的現實功用擴及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麵。
最後，南宋“是元祐，非熙豐”的輿論導向，對南宋時人崇奉元祐之政，推崇司馬光為人及其著述，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也是《資治通鑒》在南宋得以受歡迎的重要因素。
2.南宋唐五代十國史編修的衰落和三國六朝史編修的興盛
（1）南宋唐五代十國史編修的衰落：處於相對統一時期的北宋王朝，往往以唐代的興衰作為直接借鑒，從而使得官私各方編修唐代史興盛一時。現今見於著錄的該類專著就達30餘種。如丁度有《大唐史略》100卷、孫甫有《唐史記》75卷和《唐史論斷》3卷、陳彭年有《唐紀》40卷、石介有《唐鑒》5卷、範祖禹有《唐鑒》12卷，以及官修有《新唐書》225卷等。其中如孫甫“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76］又如曾協助司馬光編修完成《資治通鑒》的範祖禹，其所撰“《唐鑒》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學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鑒公’”。並且王稱在為祖禹所作《傳》論中稱讚道：“夫學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為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範氏之家法也哉！”［77］又高宗曾告知講官說：“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鑒》，知範祖禹有台諫手段。”［78］由此可見範祖禹對唐代曆史的論說總結，是極為深刻的。同時，旨在糾正《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缺陷，［79］而注重以唐為鑒的《新唐書》，由於具有事增文省的顯著特點，因此頗受當時研究唐史者的偏愛。劉恕在《資治通鑒外紀序》中明確指出：“近代士頗知《唐書》”。時人僅圍繞《新唐書》對其加以闡釋、增補以及辯證的著述就達10種左右。如呂夏卿有《唐書直筆新例》4卷、竇蘋有《唐書音訓》4卷、吳縝有《新唐書糾謬》20卷、李繪有《補注唐書》225卷、韓子中有《新唐書辨惑》60卷、董衡有《唐書釋音》25卷、王曙有《唐書備問》40卷和程鵬有《唐史屬辭》4卷等。北宋史官還采集《新唐書》史事，編成了《邇英要覽》一書。除以上專門性史著之外，《資治通鑒》本著詳近略遠的編修原則，所記隋唐五代史事共118卷，約占全書的40%。該書的編修目的仍在突出以唐為鑒的現實功用。
同北宋相比，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旨在總結北宋亡國之痛和探求南宋中興之道，因此史家更關心本朝史事，有關唐代的著述相應地減少了。見於著錄的該類史著僅10餘部。如唐仲友有《唐史義》15卷和《續唐史精義》10卷、錢文子有《漢唐事要》20卷、汪應辰有《唐書列傳辨證》20卷、呂祖謙有《新唐書略》35卷、張九成有《唐鱠》50卷，以及王十朋有《唐書詳節》等。其中如張九成“嚐謂（《新唐書》）紀、誌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公，《天文》、《律曆》、《五行誌》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製》初出於王景彝，未竟而卒。每患首尾不相貫屬，遂總其條綱，稽其同異，類聚而區別之。”於是以新的編修形式撰成《唐鱠》一書。［80］可惜以上這些著述很少流傳至今。
同時，就五代十國史的編修而言，北宋朝廷內外出於總結理亂興衰的目的，紛紛撰修該段史著。如官方既編修有《舊五代史》150卷，歐陽修又私修有《新五代史》74卷，劉恕撰有《十國紀年》40卷，無名氏撰有《五國故事》2卷，王舉撰有《天下大定錄》10卷，以及路振撰有《九國誌》50卷，等等。此外，僅專門記述南唐曆史的史著就有：徐鉉、湯悅的《江南錄》10卷、鄭文寶的《南唐近事》2卷和《江表誌》3卷、陳彭年的《江南別錄》4卷、龍袞的《江南野史》20卷、無名氏的《江南餘載》2卷、馬令的《南唐書》30卷、胡恢的《南唐書》和無名氏的《釣磯立談》1卷等。可見官私方在修纂該段史著方麵成就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