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據了冀中，不僅可以威脅敵人，還可以保護我方的其他根據地。呂正操將軍說：“冀中是晉察冀山丘地帶的外圍，沒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來。冀中直接掩護著冀南和晉東南，使敵人隻能夠由鐵路實行線的進攻，而不能進行麵的‘掃蕩。’”冀中不僅是其他根據地的外圍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後反攻的前進基地。
翻開河北省地圖，我們可以看到，京廣鐵路由北京經保定、定縣、石家莊往南而去。津浦鐵路由天津經滄州、泊鎮往南而去。北麵，是北寧鐵路的北京——天津段。南麵，在石德鐵路通車前，主要的交通幹線是滄石公路(滄州至石家莊)。這四條鐵路、公路，正好組成一個梯形。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基本就在這個梯形中間。據呂正操將軍估算，這個梯形，東西寬度約為200公裏，南北長度約為300公裏。麵積約36萬平方公裏（一說45萬平方公裏）。是一塊比海南島（33萬平方公裏）還大的大平原。在這塊大平原上，有著星羅棋布的村莊，密如蛛網的道路，縱橫交錯的河流。較大的河流有6條：大體成東西走向的有3條，自北向南，依次為永定河、大清河和滹沱河；大體成南北走向的亦有3條，自西向東，依次為瀦龍河、子牙河和滏陽河。冀中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呂正操將軍指出：“冀中直接威脅平、津、保、石各大城市及敵人之戰略生命線——津浦、北寧、平漢三交通幹線。”
的確，當時北平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和華北偽政權所在地，而“敵人的特務機關是以天津為中心”的，保定、石家莊則駐有日偽高級指揮機構，這些地方，可以說都是日偽心髒地區。而日本人要進攻中國，調兵遣將，要向後方運送掠奪來的物資，又必須依賴津浦、平漢等幾條鐵路幹線，這些鐵路，的確是日偽的戰略生命線。
既是心髒地區，又是命脈所在，如果這地區叫敵人占了，則可以保護自己的心髒和命脈；如果這地方叫我們占了，則可以威脅敵人的要害和幹線。
占據了冀中，不僅可以威脅敵人，還可以保護我方的其他根據地。呂正操將軍說：“冀中是晉察冀山丘地帶的外圍，沒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來。冀中直接掩護著冀南和晉東南，使敵人隻能夠由鐵路實行線的進攻，而不能進行麵的‘掃蕩。’”冀中不僅是其他根據地的外圍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後反攻的前進基地。1939年，賀龍在冀中時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冀中這個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門戶”、“華北糧倉”之稱，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將來對日本鬼子實行反攻，還是個前進基地呢。部隊從這裏一捅，就可以捅出關外，一鼓勁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趕過鴨綠江。可見，占了冀中，不僅可以保護自己，還可以打擊敵人。
可是，這樣的地方，是那麼好占的嗎？如果把華北比做一盤圍棋，冀中則是中間的一塊“大空”，日偽早就在周圍的城市和交通沿線擺好了子，駐上了兵，圍上了這塊“大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敢不敢，能不能鑽進去而且“做活”呢？應當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共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等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討論全國抗戰爆發後的形勢及我方的對策。在這次會議上，還隻是講應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用毛澤東的話講，紅軍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盡管在會上聶榮臻“考慮到華北那個地區，還有不少的平原地帶”，在發言中使用了“遊擊戰爭”這一籠統提法，意思是不要限定是山地，還是平原，但這些問題在會上未及展開討論。故而1937年9月27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仍說：紅軍的“拿手好戲”，是“山地遊擊戰（運動戰）”。1937年底，呂正操等率冀中部隊2000多人，來到路西整訓，討論起冀中的情況，聶榮臻說：從軍區偵察得到的情況來看，冀中地區日軍兵力相當空虛，偽軍偽組織在許多地方還沒有組織起來或者基礎很差。日軍由於兵力不足，打下一個地方後，留下守備的人數很少，有的不派兵，有的派兵大多也隻有班排規模……我們將冀中敵人兵力空虛的情況向八路軍總部和中央作了報告。據此，毛澤東同誌曾指示，要設法在平漢路和津浦路之間的河北、山東兩省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聶榮臻接著又說：開展敵後遊擊戰爭，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區進行，隻要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不論是山地還是平原，我們都可以牢牢站住腳。呂正操很同意聶榮臻的意見，他說：“冀中平原大得很，日本侵略軍兵力不足，根本沒法控製這麼大的地方，有了群眾的支持，我們可以到處走來走去，活動餘地是很廣闊的。”
最後，大家得出一致意見：在平原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不僅必要，而且可行。於是，聶榮臻用手指著地圖，向呂正操等人交待任務說：“你們就在平津路、平漢路、津浦路之間，南邊以滏陽河為界，搞冀中根據地吧。”
聶榮臻還鼓勵充滿信心，準備回冀中大幹一場的呂正操說：“你們的實踐是有深遠意義的，這是我們黨在平原上開創的第一個根據地，你們成功了，對於全國其他平原地區的抗戰，將提供有價值的經驗。”呂正操率部回到冀中後，緊緊依靠地方黨和當地人民，發展很快。當時日軍正全力南進後方空虛。呂正操回憶說，當時他們都開著吉普車到處跑，那真是冀中的“黃金時代”。采訪呂正操記錄。1938年4月21日，由黃敬主持召開了中共冀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了黨的機構，並統編冀中部隊為八路軍第三縱隊，由呂正操任縱隊司令員兼冀中軍區司令員，孟慶山任縱隊副司令員兼冀中軍區副司令員。5月初，又成立了冀中行署，由呂正操任公署主任。這樣，冀中黨、政、軍機構均建立起來，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初步形成。
並不擅長下圍棋的毛澤東講：到敵後去抗戰，就要像下圍棋一樣，先做好“眼”在冀中這樣的地方，居然建立了一塊根據地，中共黨的領導人對此一定是感到十分振奮。1938年4月21日，也即冀中區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的同一天，毛澤東等人打電報給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等一二九師主要領導，說：“根據抗戰以來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麵深入群眾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的發展抗日遊擊戰爭，堅持平原地區的遊擊戰爭也是可能的。”當年任一二九師參謀長的李達回憶：“這是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戰略指示。師首長收到電報後，立即開會研究，決定在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遊擊戰爭。為加強對冀南軍區的領導，由徐副師長親率七六九團、六八九團和第五支隊到冀南工作。”
戰爭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後，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發，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前往送行。望著徐向前等人漸漸遠去的身影，劉伯承說：“冀南情況複雜，又是大平原，打遊擊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誌的這副擔子可不輕呢！”鄧小平說：“這副重擔，非他挑不可。”從這個時間順序上我們不難看出，冀中的確如聶榮臻所說的，“是我們黨在平原上開創的第一個根據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已變得十分肯定，相當樂觀了。不過，這是毛澤東給黨內高級幹部的指示。在公開場合談及這個問題時，毛澤東仍是十分謹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澤東對即將去敵後工作的抗大學員講：“抗大三期的同學要畢業了，軍委直屬單位也有一些同誌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來給你們上一課。課題是：古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
《水滸》上魯智深曾經大鬧五台山，今天聶榮臻同誌也在大鬧五台山。他率領八路軍一部分隊伍，在那裏建立了第一塊抗日根據地。他比魯智深厲害得多呢！老百姓講，聶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漢路、同蒲路上的火車就開不動了。”
毛澤東講，“到敵後去抗戰，就是學聶榮臻同誌，就要像下圍棋一樣，先做好‘眼’。我們黨要在敵後建立起星羅棋布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又具體指出：“太行山、呂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別山、洪澤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見，在那時，毛澤東仍主要是把山區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據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澤東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時，仍說在平原地區能否建立長期支持下去的根據地，還需在實踐中得到證明。
毛澤東對在平原建立根據地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很正常的。因為在此前，共產黨隻在崇山峻嶺之中建立過根據地，還從沒到像冀中這樣的敵偽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過根據地。黨內不少人對此的確信心不足。正如聶榮臻所指出的：“開展平原遊擊戰爭，困難確實更多一些。過去，由於我們黨的根據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誌就產生了錯覺，以為隻有深山峻嶺才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太強調了地形的決定作用。”
十年內戰時期，紅軍戰士習慣於在山區作戰、生活，乍一到平原，就會覺得空蕩蕩的不踏實，回到山區，就如同回到故鄉一樣高興。程子華在回憶起紅25軍在1934年的一段戰鬥曆程時，說：“上了伏牛山，戰士們都喜形於色，非常活躍。因為長期習慣山地作戰，這些天全在平原上緊張的行軍作戰，很不習慣，現在又上了山，戰士們高興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難理解，一些長年戰鬥在山區的幹部來到冀中，看到這樣的地方居然有這麼好的根據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老紅軍回憶說：我參軍後，淨是戰鬥在貧窮的山溝，一直沒看見過平原，這次一過鐵路，就望不見山了，一馬平川，真是村莊稠密，處處飲煙……啊！真是與山地感覺大不一樣。如果說，在十年內戰時期，曾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對我們黨能否在山區創立根據地表示懷疑，那麼，在抗日戰爭階段，也有人對在平原地區能否打紅旗，表示疑問。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懷疑並不是一點道理沒有的。要在平原地區堅持抗戰，就是要比山區更困難一些。其實，早在1939年，一二〇師政委關向應就曾闡述過這個道理。他說：“經過敵人五次戰役‘掃蕩’之後，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敵陷。這裏必須了解，城與城之間的距離很近，從十八裏到六七十裏。我們的兵團——遊擊部隊即在這種狹窄的地區艱苦奮鬥。”這裏提到的“敵人五次戰役‘掃蕩’”，是指日軍從1938年底至1939年初，對冀中的五次圍攻，經過這五次進攻，日偽軍占去了冀中全部縣城和一些重要市鎮。
這樣一來，敵軍不僅在冀中四周駐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擺上了子。形勢更加嚴峻。關向應說：從冀中的具體局勢看，即可以意識到那是一種怎樣艱難的環境。很明顯，在那樣密集的據點之間的狹窄地區遭到敵人不時的合擊，它不能不處在不斷的連續行軍與作戰中。二年來的考驗證實了，如果不是素質優良的部隊將不可擔負起這一個任務。另外因為是在平原上，利於敵人一切技術兵種行動，所以我們在那裏是與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的進攻中，殘酷地戰鬥著。再加上城市的陷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物質資財補給的缺乏，所以，堅持平原遊擊戰爭，不能不是殘酷的和在與克服一切困難中來實現的。
還拿下圍棋來打比方，你從對方圍好的“大空”中挖出去一大塊“實地”，對方豈能坐視？人家會竭盡全力擠壓你，縮小你占據的地盤，人家會想盡辦法隔斷你，封鎖你與外界的聯係，人家甚至會投入更大的力量，一口氣吃掉你，重新奪回這塊實地。
因而，在平原地區，能夠創立根據地是一回事，能否堅持下去，又是一回事。當年，毛澤東作為中共黨的主要負責人，在平原地區能否建立鞏固、長期的根據地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考慮得更深、更遠一些。他對此持謹慎和冷靜的態度，也是完全正確和十分明智的。當然，今天，我們都已知道，冀中根據地，是經受得住狂風暴雨的，冀中軍民用鮮血和生命書寫的一頁頁曆史已完全證實，在平原地區，是完全可以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的。
應該說，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補充和豐富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思想。還應該說，冀中百姓在對敵鬥爭中創立的地道戰、兩麵政權等鬥爭形式，是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一筆寶貴財富。不過，當年人們大多還看不到冀中根據地的創立和堅持所具有的這些理論上的意義，人們看到的，隻是冀中對其他根據地直接的、實實在在的支援。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盛產棉花、糧食、水果等。高陽的土布，過去是行銷全國的，深縣的蜜桃，個大色鮮，皮薄肉細，汁多味美，平均約半市斤一個，大的一個就有一市斤。據《深州誌》記載，早在漢代就已被列為貢品。滄州的西河紅棗，肉質細膩，剝開有金黃絲牽連，故又稱“金絲小棗”，營養價值很高，可做成棗切糕、棗粽子等食品。當地有“天天吃三棗，一輩子不見老”的說法。
在抗日戰爭時期，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生活條件都是很艱苦的。但比較起來，平原畢竟比山區要好一些。在冀中，不管粗糧、細糧，總算能吃上正經糧食，在當年，這也是冀中“引進人才”時頗具吸引力的一個條件。
1940年2月來到冀中工作的李健同誌，回憶起他到冀中的過程時，說：那時，我軍在冀南地區進行討伐石友三的戰役，程子華政委率領的冀中部隊正在冀南。
冀南部隊就將我們送到程子華政委那裏。他聽說我們是從八路軍總部來的，一天中午請我們十人吃了一頓飯。飯間，程子華政委問我：“你們要到哪裏去呢？”
我說：“左權參謀長介紹我們去一二〇師賀老總那裏。”
子華同誌開玩笑地說：“好啊！左參謀長好大方啊，一下子給賀老總送去十個高參，怎麼一個也不給我們呀！”他接著又說：“李健同誌，跟我去冀中吧！”
我說：“政委，那可不行啊，左權參謀長給賀老總的信還在我腰裏揣著呢。”趙部長(隨程政委南下討逆的敵工部長，山西人)開玩笑地插話說：“到賀老總那裏吃山藥蛋，跟我們到冀中吃白饅頭，你說吃哪個好！”一句話把我和同誌們都逗笑了。
當然，李健後來來到冀中，還是服從組織分配，也不是衝白饅頭來的。何況，就是在冀中，也不可能老吃白饅頭。不過，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冀中生活水平比山區要強一些，這在當時也是大家公認的。
至於路西山區，有山藥蛋吃還真算不錯。正像劉伯承當年說的：“晉西北的山藥蛋、蕎麥麵和晉東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這些粗糙東西，它能抗日，使我們兵強馬壯。”實際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連山藥蛋都沒得吃。
就說1940年吧，如果當年李健等人去了晉西北一二〇師，可能真是連山藥蛋都吃不上。一位當年在一二〇師戰鬥劇社工作的老人回憶起那一年的生活，說：1940年初，發生了“晉西事變”。我們戰鬥劇社隨部隊返回晉西北。這個地區經過敵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閻錫山頑固軍的無情掠奪，似乎變成一片廢墟，人民生活十分窮困。再加以敵人連續“掃蕩”，戰鬥頻繁，整個根據地進入了抗戰以來最艱苦的時期。有好幾個月，我們很少見到糧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饑。偶然吃一頓煮豌豆，便很高興，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晉西北——中國最貧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來喂牲口的。對我們不少人來說是第一次見到這個東西，更不要說吃了。我在江蘇老家農村，吃過煮鮮毛豆，樣子和黑豆差不多，鮮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變成黃的，無論鮮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還帶甜味。而黑豆煮出來卻是一鍋黑裏透紅的稀湯。因為已經變質，氣味也很難聞。本來饑腸轆轆，一聞那味道，胃裏往上翻，怎麼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餓呀，我們硬著頭皮往下吃，吃到嘴裏又苦又澀，難以下咽，肚子當然很難吃得飽，經常是半饑餓狀態。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糧的情況更趨嚴重。連黑豆這樣的“食糧”都不能保證，要吃樹皮、樹葉了。聶榮臻回憶說：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黃不接，群眾和部隊都發生了糧荒。入春後，楊樹、榆樹長出了嫩葉，老百姓就把樹葉當成了主要的食糧。我們部隊有的夥食單位請示能不能采集樹葉，我曾要求軍區政治部為此發了訓令，部隊所有夥食單位都不能在村莊附近采摘楊樹葉、榆樹葉，要把它留給群眾吃。
據說，當時路西部隊內部規定，司務長貪汙5斤小米就槍斃。
糧食，糧食，沒有糧食，百姓無法生存，部隊無法打仗。人們常說，老百姓和八路軍是魚水關係，沒有糧食，水就枯了，魚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掃蕩”，不用“三光”，豈不一樣可以達到他們摧毀抗日根據地的目的？糧食，糧食，黨的北方局領導及八路軍的將帥們心中不能不常常掛念著這兩個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著這兩個字。黨的北方局書記楊尚昆說：“抗戰時期，如果能很好將糧食問題解決了，就等於解決了全部問題的三分之二。”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則說：“今天，誰有了糧食，誰就會勝利。”
冀中根據地和路西山區根據地是唇齒相依、血肉相連的關係。正如聶榮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後方，平原是糧倉。平原上的鬥爭不好堅持的時候，部隊可以撤到山嶽地區休整；山地需要糧食和布匹的供應，平原地區給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區遇到了困難，冀中，就好比家庭裏經濟寬裕些的成員，予以支援是義不容辭的。
從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運去糧食1900萬斤。
說冀中寬裕，也是相對而言。冀中雖是產糧區，但1939年剛鬧了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為了解洪水造成的損失，冀中領導機關組成4個工作團赴各地進行了摸底調查。據各團報告，冀中全區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眾缺半年以上口糧”，“糧價開始上漲”，“有的地區已出現十四五歲女孩子出嫁的現象”，“小孩、老人要飯的事”，“殺牛宰驢的現象”均已發生。總之，在大水盈門的情況下，群眾的悲觀情緒是相當嚴重的。冀中區黨委和軍區的負責同誌呂正操、程子華、黃敬等人詳細聽取了各工作團的彙報，心情都非常沉重。黃敬和呂正操本來都是非常豁達，平日有說有笑的人，聽了彙報，他們有如千鈞重擔壓在肩上。再也笑不出來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漸退去。洪水過後，地裏上了一層好汙泥，土地肥沃，對豐收有利。
百姓們忙著秋耕秋播，部隊也抽出人力、戰馬支援。到了冬天，各級政府又組織群眾利用冬閑，搞副業，跑運輸，“有紡織基礎的地方，幾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紡織行列，到處可以聽到紡車與織布機的聲響，”到了1940年春，冀中“曠野裏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薺菜，老瓜筋、馬翼菜，以及無毒的各種野菜、樹葉、地梨都拿來當飯吃。機關幹部也隨同群眾去挖野菜充饑。”就這麼吃糠咽菜地熬過了青黃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場透雨，小麥長勢喜人，6月，終於迎來了夏糧的大豐收。
冀中軍民剛從百年不遇的大災中緩過一口氣來，一聽說路西缺糧，立即就拿出了1900萬斤糧食。約占當年冀中征收公糧總數的五分之一。這1900萬斤糧食，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呢？1943年春，彭德懷把精於理財的八路軍後勤部長楊立三找來，研究糧食問題。楊立三彙報說，機關和部隊墾荒生產成績很樂觀，預計可以生產540餘萬斤糧，約摸能給農民每人減輕3公斤糧的負擔。彭德懷聽了很高興，說：“看起來數字不大，但太行區的貧農常年吃盒子飯，糧菜摻半，還有柿子、土豆等雜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