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不過黃河
毛澤東在1938年2月23日的電報中指出：我們認為必須告訴國民黨，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占，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中國共產黨在1938年初確實是做了兩手準備的。
早在1937年11月17日，毛澤東就曾在一封電報中強調指出：為保障我們河東部隊能在晉省支持艱苦持久的遊擊戰爭，及於必要時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敵人河渡之阻礙，故河防之鞏固為目前緊迫任務。
從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到“必要時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
毛澤東在1938年3月2日的《關於鞏固河防的部署》的電報中又談到了這一問題。1938年2月下旬開始，日軍多次向陝甘寧邊區河防進犯，企圖切斷陝甘寧邊區與山西各抗日根據地的聯係。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認為，在軍渡、磧口之敵兩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綏德、延安緊急，威脅河東整個軍隊之歸路。這裏毛澤東談的仍然是“歸路”的問題。
就在上一封電報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又在給朱、彭的《我後路不被隔斷的條件下主力可留晉擊敵》的電報中，仍然十分關注這一問題。
“八路主力留晉擊敵，後路必須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之條件下，否則對於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們二人必須回來，即使留一人指揮，亦隻宜留在不被隔之地點（如呂梁山脈），決不應留在汾河以東。
因此，對總部之轉移及徐旅與劉師主力之部署，務望本此方針，考慮切實妥善方法，並速告我們。”過不過河的問題，在毛澤東的眼裏已經上升到“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要保證手中僅有的這點“老底子”能夠生存下來，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審視著現在，思考著未來。
又過了一個星期，毛澤東又發出了一封《八路軍應準備轉戰陝甘豫地區》的電報，同樣，這封電報仍然是發給朱、彭二人的。電報中說的還是老問題：
“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後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抗日運動，……隻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更不應不顧蔣令不顧友軍渡過河來。”毛澤東連續發出的討論過不過河問題的若幹封電報，實際上是洛川會議後對於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問題討論的繼續。
1937年11月15日，從黃昏到深夜，彭德懷和幾個滿懷抗日熱忱的青年一起討論了中國目前的形勢，抗戰的前途，山西的局麵，八路軍的任務、決心，他告訴這些熱血青年：“我們決定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個華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國主義者趕出華北、趕出滿洲的時候為止。
我們願意和華北人民共生死，和他們親密合作，來與侵略者周旋。”彭德懷斬釘截鐵他說：“第八路軍決定永遠不過黃河。”“雖然日本強盜占領了太原和其他幾座空城，可是我們並沒有後退，我們的軍隊還是整個占領了晉東北、晉西北……加上察哈爾和河北西部。”“這些地方，合計有近千萬人口。”“我們正在組織和武裝華北的男女，我們要使華北一萬萬人民的每一個人，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敵人！”當時周立波用他的筆，將彭德懷“第八路軍決定永不過黃河”的決心傳遍了全中國。他寫道：“歸來時，騎在牲口上，覺得很冷，但路上是滿天星星。我們也真感覺到，光明是在我們的麵前。”不難看出，毛澤東和彭德懷二人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差別的。
雖然中央軍委在一封由毛澤東起草的電報《軍委指導隻提出大的方針》中說：“軍委指導隻提出大的方針，由朱彭根據此方針及當前情況作具體部署。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屬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幹涉。
關於敵我位置、作戰情況等，除總部隨時向軍委報告外，各師給總部報告之電報，應同時發給軍委一份，使軍委充分明了情況。”過不過黃河不應是“具體作戰意見”，而應是“大的方針”。隨著八路軍在山區站穩腳跟，這一差別就自然不存在了。
兩次“不同聲音”
抗日戰爭初期有兩次來自軍內或黨內的不同聲音。
第一次是華北軍分會發下來的一個指示。
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是在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阪垣師團一個旅的勝利影響下產生的。這個指示，不顧中日當時的實際軍力對比，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爭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指示下發的一個星期後就失守了。
彭德懷回憶說：“顯然，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麵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他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