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戰略重點轉向占領區
日本是一個島國，地域狹小，物產匱乏。日本為稱霸東亞，必須先找到一個基地，供給日本物資，使日本能夠以戰養戰。而地大物博、落後混亂的中國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中國，並將這一戰略命名為“中間突破，後攻兩頭”的戰略。所謂“中間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領中國；“後攻兩頭”，則為在占領中國之後，再北攻蘇聯，南霸太平洋。
這一戰略的第一步無疑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從曆史上看，日本人就沒停止過動中國的腦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就更將“中間突破，後攻兩頭”的戰略向前推進了一步。同時，也向其自身的毀滅跨進了一步。
隨著德國在歐洲戰場上頻頻得手，日本更加緊鑼密鼓地推行擴張戰略，以實現稱霸東方的帝國夢。
歐戰爆發後，英國孤撐西歐戰局，無暇東顧。美國二三十年代經濟發展迅速，是一個新興的帝國，在戰爭初期，雖然對日本的亞洲政策甚為不滿，也隻是在經濟上、外交上有些“小動作”而已，並未使日本人產生真正的後顧之憂。
日本認為時機已到。
力把左、右兩隻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穩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對中國的占領。但參加了侵華戰爭的日軍將領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對中國的占領談何容易。日軍從盧溝橋開始，由北到南，由東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終於在武漢會戰時達到了進攻的高潮。高潮的到來，也同時意味著高潮的過去。武漢會戰中，日軍動用了40萬軍隊，其中有10多個主力師，中國參戰兵力100多萬人，並包含80多個精銳師。會戰中，日軍傷亡5萬多人，是曆次會戰中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軍雖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但戰爭初期日軍參謀本部在三四個月內征服中國，至遲要在一年內征服中國的狂妄戰爭計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了。日本的將軍、大臣們所犯的一個戰略性錯誤是，他們的眼睛隻盯在了軍力的對比上，僅僅從軍力對比上來看，占領中國似乎不費吹灰之力，隻是他們全然沒有意識到，擋住日軍去路的，絕不僅僅是軍隊，還有4.5億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
今井武夫對中國戰場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對日本國內部分人士認為可以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想法是不屑一顧的，他覺得幻想隻經過一兩回合，就可使中國軍隊訂立城下之盟，猶如白日做夢一般，國民有些急躁還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時也表現得相當急躁。
這種急躁從日本政府的幾次聲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第一次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溢於言表的是輕蔑和狂妄。當1937年12月日本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提出議和失敗後，近衛政府惱羞成怒，扯下了原來遮羞的麵紗，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意欲另外扶植偽政權，妄圖以此來迫使蔣介石投降。攻陷武漢後，不僅戰爭的進程遠遠超出日本政府的預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而且中國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燒越旺，中國國民政府也沒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擁有4億人口作為後盾的中國軍，卻作出不懈的努力，進行無限的補充，逐漸恢複了戰鬥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對中國的“無限”潛藏著的危機。當然他不可能也不願意得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得出的結論。
日本政府也逐漸看到了這種危機。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軍事打擊之後，日本對國民黨政府變軍事打擊為主為以政治誘降為主。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又發表了第二次近衛聲明《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並於同年12月22日又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在這兩次聲明中，近衛政府要求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共同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同時，參謀本部對軍事部署進行了調整。為緩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將“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調整為戰略持久戰，將主要兵力轉移到占領區，以確保“後院”的穩定，1938年11月日軍大本營陸軍部製訂的《陸軍作戰綱要》中就明確了確保華中地區的現有占領地的方針。從這個《綱要》中可以看出，日軍已經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重心已從正麵戰場轉向占領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