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的這項建議，讓漢文帝很吃不消。為什麼？漢朝建立以來，一切政策，都貫穿著實用主義思維，凡事都以促進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目的，最忌諱的是無事生非的擾民之舉。蕭何當年修建未央宮，稍稍華麗雄偉了一點，劉邦便覺得消受不起。漢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沒有為自己修蓋一間宮殿，寶馬、好車、名貴服裝，毫無添置。當時時尚界流行的服裝款式是“長裙曵地”，但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居然“衣不曳地”，為的是節約布料。漢文帝自己的陵墓中的隨葬品，也都是瓦器，金、銀、銅、錫，一概沒有。所以盜墓界的人士都不去打擾他老人家的安息，為什麼呀？一是仰慕他，一是曉得沒什麼可拿的，還不如一個土財主家裏有油水呢！
漢文帝如此節約，無非是考慮到百姓收入有限，上交的賦稅，作為天子要省著點花。花費少了，納稅人的負擔自然也就得以減輕。那麼先“富民”、後強國的漢朝發展路線，庶幾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采納了賈誼的建議，改曆法、官製、服色，建立繁文縟節的儒家禮樂製度，必然有兩個結果：其一是花費大量賦稅在無關民生的形式建設上，其二是打亂現有秩序，幹擾百姓安居樂業的局麵。
所以賈誼的儒家主張，與主張與民休息的朝廷主流黃老思想嚴重不符，漢文帝自然難以接受，隻好表示謙讓不敢當，事實上是否決了賈誼的建議。
改製建議之否決，是賈誼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為他後來的外調埋下伏筆，不過事情還在繼續發展。第二年，賈誼給漢文帝上了一份關於農業問題的建議書。
建議書的前半部分，賈誼引經據典，大談農業的重要性，這固然不錯。但在後半部分，賈誼所提出的建議，卻讓漢文帝再次無語。
賈誼是這麼說的：
“農業為本，工商為末。所以我認為，應該強製工匠商人，改行務農。則積蓄自然充足，百姓也安居樂業。陛下在這一點一直猶豫不覺，實在可惜！”
在這封建議書中，賈誼繼續在兜售儒家的那一套，不過這一會不是禮樂製度，而是抑製商業。
對於這一點，漢文帝就更不能苟同了，雖然農業的確重要，但漢初以來，從來就沒有一個皇帝或丞相說要強製商人去種田，而是推行自由政策，鼓勵百姓依據具體條件，各自尋找致富之路。如果按照賈誼的主張，強製工商階層都去務農，那還不亂了套。
實際上，從漢高祖到漢文帝，推行了大量促進農業生產的實惠政策。
漢高祖劉邦做了三件事。其一是頒布了招攬流浪人口回歸故鄉的優惠政策，把老百姓在戰亂期間失去的田地、房子還給他們，讓他們回家安居樂業。其二是發動了一場廢奴運動。戰爭期間，許多老百姓因吃不飽飯而自賣為奴婢，現在全部釋放為自由人。其三：秦朝稅收製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還多。漢高祖收多少，田賦改為十五稅一，什麼意思？農業稅（也就相當於今天的個人所得稅，因為當時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農業）是百分之六點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稅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漢文帝繼位以後，一是繼續減稅：農業稅（個人所得稅）再減一半，從十五稅一到三十稅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點三三，算賦（人頭稅）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二是減輕徭役：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
上述措施，遠比賈誼的“強製商人務農”來得實際有效。
對於工商業，漢文帝的態度也頗為積極，至少是“重農不輕商”。他先是開放山林川澤資源，放手讓百姓發家致富。文帝後六年，開放為國家壟斷的所有山林川澤，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結果，民間資本空前活躍，漢朝的商業、手工業、礦業、漁業空前繁榮，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來。
後是廢除了關卡。漢代在軍事重鎮或邊地要塞，都設以控製人口流動，檢查行旅往來。出入關隘時，要持有“傳”（通行證），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關的“傳”，直接降低了商業運輸成本。
由此看來，漢文帝在經濟問題上與賈誼的態度，又是截然相反。既然道不同，那麼自然不相為謀，賈誼的退場也就順理成章了。
賈誼的失意，絕非孤立的事件。漢初，大多數如賈誼這樣的儒生，他們的仕途都是失意的，這完全是因為儒家思想與道家黃老思想的格格不入。
所以賈誼的失意，是他個人的不幸，卻是漢初百姓的幸事。倘使賈誼主政，所謂“文景盛世”，恐怕要夭折於繈褓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