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閻錫山製造的“十二月事變”引發了抗戰期間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當反共急先鋒的是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開始的時候，共產黨以教育爭取為主，一再忍讓，結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師、暫三師得以占據冀南，進逼冀中。於是，從1940年3月到7月，八路軍集中十七個團，分成左、中、右三個縱隊，連續發動兩次討逆戰役，殲滅石友三及其同夥六千五百餘人，把這個老軍閥趕回了魯西南。
這期間，劉春雷和二十多個斥候騎兵被抽調到中央縱隊的通訊隊，在宋任窮、陳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長（開國中將）之間來回跑。
按說，八路軍步兵的團、營單位也有騎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這種十多個團的大仗來，乘騎通信員就顯得數量不夠，戰鬥力也不強，需要斥候騎兵予以協助。打仗的時候，騎兵們聚集在首長周圍，領導一發話，一個騎兵跟一個專職通信員，或者兩三個騎兵跟上一個參謀，打馬就往部隊跑。乘馬通信經常要穿越一些情況複雜的地段，斥候兵平時經常在外麵轉，見多識廣，熟悉沿途環境，對周圍的敵情也比較了解，能夠提高安全性和準確性。
但是，戰場上的情況多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有天晚上，劉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員去七七一團送信。黑夜裏，他倆隻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幾個小時到了個村子。哨兵問“什麼人”，這邊答一句“送信的”，馬也沒停就進去了。
他們進了村就找馬燈。那時候，部隊的辦公機關晚上都在院門口掛一個馬燈，通宵亮著。他們走到馬燈跟前喊聲“報告”就往院子裏鑽。等屋裏的人探出頭來，他們這才發覺不對：“是敵人！”兩人轉身就跑。劉春雷動作快，打馬從村子的另一頭衝出去了；通信員的動作慢了點，被打死在路口。
有時候通信員和參謀不夠用了，騎兵也單獨送信。但由於畢竟不是幹這一行的，對一些軍事術語也就聽不明白、說不清楚（為了防止意外泄密，騎兵傳令大都是口信），特別是首長們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讓北方兵們犯糊塗。
有一次中央縱隊派騎兵傳令，四個人愣是傳出三種說法來，把徐深吉旅長（他也是湖北人）氣得要命。
1940年8月，劉春雷回到騎兵團，團部通知他到騎兵二連去當班長。
這時候，廖冠賢調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團當政委，黃家景①團長也調走了，參謀長徐國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團去當副團長，由政治處主任況玉純升任騎兵團政委。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裏，騎兵團沒有團長、副團長，也沒有參謀長和政治處主任，隻有新上任的況玉純政委一個人管事。
當然，特派員徐青山也能幫著況政委，於是兩個政工領導就接著“反對不良風氣”，結果反著反著就出了個事故。
騎兵團有一幫陝北來的基層幹部，戰功大，脾氣也大。這裏麵，新任四連長韓永正的性格最倔，沒人敢惹；老的二連長王永元被教訓過一次，老實多了；剩下的一連長許得和（1942年犧牲）、一連副連長米秀山和三連副連長李樹茂（1948年犧牲）就成了典型。
這三個紅軍出身的連幹部以往都是立功受獎勵的角色，現在每天被戰士們提意見、被支部書記批評，弄得灰溜溜的，怪沒有麵子；再加上老領導又都調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當然，他們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國軍，更不是想叛變當漢奸，聽說徐海東在新四軍四支隊當司令員，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軍團長。於是三個人約好，趁夜晚開溜。
他們出了門就後悔了。別說不知道徐海東指揮部的確切地點，就算是知道，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殺掉就是被八路軍抓住槍斃。三個傻小子在道溝裏蹲了一夜，天亮就回來了。
許得和、米秀山和李樹茂原本是十三四歲就參軍的紅孩子，1940年的時候都還不滿二十歲，雖然久經沙場，其實沒有多少社會經驗，離開部隊這個大集體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說實話，他們的這次“逃跑”舉動，更像是我們許多人在青春期曾經嚐試過的“離家出走”。
可是，與“離家出走”不同，連級以上幹部攜槍逃跑的行為在八路軍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須上報軍區。三個連長回到營房就被押送團部，經騎兵團“軍人大會”研究決定：判處許得和、米秀山和李樹茂三人在“懲戒隊”做兩年苦工——這實際上是救了他們，如果直接送軍區政治部，很可能是會被槍斃的。
發生逃跑事件的時候，劉春雷不在騎兵團；等他回到老部隊，況玉純政委雖然還在會上講：“反對不良傾向一定要堅持，再跑也要反，跑得隻剩一個人也要反！”但其實，整風運動已經雷聲大雨點小了。這一方麵是因為騎兵團的作風已經很不錯，另一方麵也是因為“百團大戰”開始了。
1940年8月以後，八路軍各部陸續轉入“百團大戰”。騎兵團主要在冀南和魯西一帶遊動警戒，擔任策應任務。
10月份，騎兵團來了個新團長，名叫曾玉良（1943年犧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縣人，1930年參加紅軍。1936年西路軍失敗後，曾玉良突圍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團騎兵二連當少校連長，該團的另一位連長是化名為“周玉隆”的周純麟（開國少將），兩人一起接受過蘇聯紅軍哥薩克顧問的訓練。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紅四方麵軍幹部開著蘇式大卡車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師騎兵團，周純麟則去彭雪楓部組建了新四軍四師騎兵團。有意思的是，後來，這兩個騎兵團又分別被八路軍、新四軍授予同樣的稱號——哥薩克騎兵。
曾玉良和況玉純也是老熟人。在紅三十軍的時候，曾團長是軍部作戰參謀，況政委是軍部書記官。西路軍戰敗時，曾參謀突圍跑到了星星峽，況書記官討飯去了延安。現在再度共事，兩人的關係自然十分融洽。
剛開始，曾玉良的職務是副團長（沒有團長），主要負責部隊訓練。
在以前，騎兵的軍事訓練是“野”的，強調“乘騎衝鋒快如風”，隻要勇猛頑強動作快就行，怎麼順手怎麼來。因此，騎兵們的劈刺動作各有門派，騎馬姿勢千奇百怪，進攻時不講究相互保護，行軍時的隊列也不整齊。曾玉良說這樣不行，要重新練。
按曾團長的要求，騎兵應該根據不同的任務采取不同的策騎步伐——巡邏偵察走“小步”，馬蹄輕盈，騎手挺直身體觀察情況（這姿態挺美的，看馬術“盛裝舞步”就知道了）；作戰的時候用“小跑”，奔跑、跳躍、轉向動作相結合（馬術“場地障礙賽”就是這樣）；另外，“常步”是行軍步伐，“大跑”就是衝刺。
戰馬走的是什麼步伐，聽聲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著地，“嗒嗒嗒嗒”四節拍（小步走得好的戰馬，後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時候速度快了，斜對著的兩隻馬蹄同時起落，成了兩節拍；大跑起來，戰馬四蹄翻飛，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覺是三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