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駕崩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見《清史稿·德宗本紀》），次日，即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甲戌，慈禧太後亦薨（見《清史稿·後妃·孝欽顯皇後傳》）。《草丹》又雲：“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因貧道遊方至敦……”，既曰“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則書寫《草丹》之時已非“光緒皇帝年內”。光緒皇帝駕崩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見《清史稿·德宗本紀》）；但《草丹》既稱“本朝”，則《草丹》書寫之時仍屬清朝，民國尚未成立。由此推斷，書寫《草丹》之時當在宣統元年至三年（公元1909～1910年）之間，而慈禧在光緒皇帝駕崩之次日亦薨，則知書寫《草丹》之時，慈禧已不在人世。由此亦知《草丹》所/呈的“天恩活佛”，絕非已經作古的慈禧太後。此其七。
由以上七證，知《草丹》並非上呈慈禧者，那麼，所謂“天恩活佛”，當然不是指慈禧。
按“活佛”稱號，義即上師、大和尚，為喇嘛教特有的稱謂，西藏、青海及蒙古喇嘛教至今沿用不替。清及民國年代，敦煌南境柴達木地區（今劃屬青海省海西州）有多支和碩特蒙古部落，率皆信奉喇嘛教，敦煌漢民也有不少喇嘛教信徒。呂鍾《重修敦煌縣誌》卷三“釋教”條記敦煌佛教“分僧與喇嘛二派……清時有僧會司一人統之。散處千佛洞（引者按，即莫高窟）、大佛寺（引者按，在今敦煌市體育場院內西偏）、地藏寺（引者按，在今敦煌市體育場南）等處。”
清代及民國時期，柴達木、馬海一帶的蒙古牧民，常到敦煌屬境之蘇幹湖、安南壩（今屬阿克塞縣）崔木圖、南湖（古陽關）、馬迷兔、榆樹泉、後坑、小方盤城（古玉門關）、大方盤城一帶遊牧。呂鍾《重修敦煌縣誌》卷三《敦煌蒙族考》載：
青海蒙古……共五部二十九旗，唯和碩特部密邇敦煌，時遊牧玉門、陽關內外。漢人之米麥煙酒，蒙人之駝馬牛羊，相互交易，輔車相依，休戚與共，最有關係之民族也……其遊牧敦煌境者，統稱之和碩特部。
同卷《青海蒙古和碩特部二十一旗表》載各旗統領，有親王三名，郡王（貝勒）四名，輔國公六名，一等台吉九人。與敦煌時有交往的和碩特部蒙古王爺，住在柴達木地區蒙王莊，距敦煌1267裏。其路由敦煌向西南行，經長草窯子，循色爾騰海子（蘇幹湖）西岸南行，過阿洛山峽（一作嗷嘮山峽，今名青山峽），又西南，過大柴旦（今名柴達木），又西南490裏1抵戈壁西沿子，“有水草，此地能種青稞，有蒙人二百餘家；有蒙王莊。”（見呂鍾《重修敦煌縣誌》卷四《交通誌》“南路”條）
馬海、柴達木地區蒙古部落的王爺、喇嘛及牧民，常有人到敦煌莫高窟拜佛進香，王圓祿同他們時有往來。德國探險盜寶者勒柯克講述過這樣一件事：他1905年在哈密東北60餘裏的額納台盜寶發掘時，遇到一個俄屬中亞商人名克新阿考得，此人曾“在肅州（酒泉）沙州（敦煌）逗留多時”， 這位克新阿考得告訴勒柯克：“在敦煌石廟中（引者按：此指敦煌莫高窟），有一中國和尚（引者按：此指王圓祿道士，克新阿考得將“道士”比附為佛教“和尚”），於1900年發現石室，藏書甚多，碑誌亦多，但其文字無人能解（引者按：此處所說“無人能解”的文字，大約是指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於闐文、梵文之類的民族古文字）。又有圖書多種及小銅像等物。廟內侍役，業將藏文書籍（引者按：此當指吐蕃文寫經）及黃銅神像，送與蒙古某王。”33 表明早在公元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王道士就曾將藏經洞出土的吐蕃文寫經及銅佛像等物贈送給蒙古王爺。
餘度“天恩活佛”當指敦煌境內某一位蒙古族喇嘛教活佛。蓋王道士前曾贈與藏經洞出土佛經不少，此蒙族“天恩活佛”乃有捐銀萬兩之幾頭許諾，《草丹》應即向這位許諾贈銀的活佛催索經款的信函。奈因史料缺乏，無從考知此而這位蒙族“天恩活佛”之始末，因乏史料，暫難考實。
敦煌遺書概觀
清康熙末年，重新收複嘉峪關外之地，敦煌石窟精美塑繪也隨之被重新發現。道光年代，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清政府腐敗無能，以失敗告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由此更激發起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匈、德、俄、英等國紛紛向新疆甘肅派遣探險隊，收集資料，測繪地圖，為進一步侵略中國進行準備。敦煌一帶保存的古代藝術珍寶－－壁畫、彩塑等也被外國人發現並在西方傳揚開來。1900年，正當英法聯軍攻下天津大沽炮台、清政府被迫宣戰的時候，中國西北部甘肅省敦煌縣也發生了一件使世界學術界震驚的大事－－莫高窟密封近千年的古代書庫“藏經洞”被打開了，內藏六朝到北宋各種典籍約五萬卷左右，給中國文獻寶庫增添了一大批珍貴資料，具有難以估量的學術價值。
敦煌不僅有無數精美的彩塑和壁畫，還有大量古代寫印本文獻。消息很快傳到外國，吸引來更多的探險家和盜寶者，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以及其後美國的華爾納，都是受到這一消息的鼓舞而來到敦煌尋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