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古代樂舞譜為我們保存了極為珍貴的舞蹈語言、節奏旋律、指法符號、音節符號和記譜符號，是一筆珍貴的遺產。這批譜本的抄寫年代最遲不晚於五代，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譜本。除了這些譜本之外，敦煌遺書中還有大量的曲辭之作，這些曲辭之作原是可以合樂起舞的，是樂譜抄本的姐妹篇。敦煌遺書還有敦煌當地樂舞機構、樂舞活動、樂舞道具、樂人身份地位的資料；敦煌遺書某些類書殘卷中也有一些有關樂器、唱奏、舞容、聲詞的條目。上述種種，為敦煌樂舞研究提供了實物及背景資料，對了解公集私燕之樂舞助興及其穿插安排的情況都非常重要。
9、科技資料
敦煌遺書中的科技資料，涉及天文曆法、算學、醫學、保健、呼吸導引、藥學、營造、釀造、冶煉、鍛造、印刷、農業、水利、計量、體育、競技等許多學科。
天文學文獻有《星占書》（P.2499、P.2610、P.2630、P.2811、P.2943、P.2964、P.2952、P.2978、P.3028、P.3064、P.3081、P.3175、P.3512、P.3555、P.3571、P.3602、P.3685、P.3896、P.3992、P.4058、P.4071），《手決》《P.2632》、《走天圖》（P.4711）、《渾天賦》（S.5777）等。其中P.2512《星占書》約成書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此書備載甘、石、巫鹹三家內外官星283座，1464星，與《晉書·天文誌》所載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據甘、石、巫鹹三家所著星圖之數吻合，而今本《甘石星經》僅載內外官諸星160餘座，可見今本殘脫甚多，而敦煌《星占書》則保存了《甘石星經》原貌。
敦煌遺書中的曆法殘卷，有上起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下迄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五百多年間的殘曆書五十餘件（見P.3247、P.2623、P.2765、P.3405、P. 3507、P.2506、P.2591、P.2705、P.3248、P.3476、P.4645、S.560、S.956、S.1473、S.612、S.1720等）。其中多數是中唐以後敦煌本地特有的曆法，其置閏與中原曆稍有不同，月朔幹支亦往往差一兩天，為古代曆法特有的資料，可補傳世曆法之遺缺。此外，敦煌漢簡中還發現有西漢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元康三年（前63年）、永光五年（前39年）、居攝三年（公元8年）等曆譜簡冊，敦煌發現的這些曆譜簡冊及曆日殘卷，保存了我國古代曆書的實物，從中可以看到古代曆書的原貌，並可據以探討古代曆書的流變；通過敦煌曆書的研究，又可為敦煌曆史研究與敦煌遺書斷年提供線索。
算學遺書有《算經》（P.3349）、《立成算經》（S.390）、《算書》（P.2667、S.5779）、《田積表》（P.2490）《九九歌訣》、《號碼計數法》等十多種。我國著名數學家李儼先生認為這些殘卷是“吾國現存寫本算書之最古者”。他曾加以輯錄校印，撰文予以介紹。
醫學遺書內容涉及醫論、脈經、本草、藥方、針炙、食療、導引、少數民族醫學文獻，還有獸醫方麵的以及醫藥文學的著作。其中張仲景《五藏論》（P.2115、P.2378、P.2755、S.5614），《灸經圖》（S.6168、S.6262）（插圖42 S.6168《灸經圖》），《玄感脈經》，《平脈略例》（S.5614、P.2115、S.6245），《青烏子脈決》（P.3655），（新集備急炙經）（P.2675），《食療本草》（S.76）及近年發現的《輔行決髒腑用藥法要》（見馬繼興等《敦煌古醫籍考釋》）及《雜病藥方》等俱為久佚之要典。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遺書中還發現多種吐蕃醫學文獻，如《火炙療法》（P.T.1057、indicoffice56、57），敦煌研究院還收藏有回鶻文醫方一卷，都是古代兄弟民族醫藥文獻的珍品。
印刷品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敦煌遺書中發現有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剛般苦波羅密經》（G8083）57（插圖43 G.8083英藏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剛般苦波羅密經》），長488 cm，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四川劍南印本《樊賞家刻中和二年具注曆日殘卷》，五代開運四年（原題如此，是年實為後漢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印本《觀音像》（P.4514、G8084）和《毗沙門天王像》（G8093、P4514），後漢乾祐二年（公元949元）印本《金剛波若波羅密經》（P.4516、P.4514、G8284）。此外，尚有墨印和朱印本千佛像、地藏菩薩像、文殊師利像、佛說法圖、透墨印法的印板和印品，以及印本《大唐刊謬補闕切韻》等（P.2014、P.2015、P.4747、P.5531）。上舉種種，都是我國乃至世界上存世最早的一批印刷品。手抄本《新集備急炙經》（P.2675號）書題下記“京中李家於東市印”，P.2633《崔氏夫人要女文》，尾題“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可知此兩件的母本也是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