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漢晉竹木簡牘
漢晉簡牘是我國近代四大文化發現之一。敦煌漢簡發現最早，研究最早，成果卓著。敦煌簡牘的發現、研究與整理，己成為敦煌學中一個專門課題。
敦煌漢晉竹木簡牘，從1907年以來，批量出土共有十一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漢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3000多枚（經沙畹整理發表702枚，尚有2100多枚未發表）；
第二次是1914年斯坦因在敦煌漢塞及酒泉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轄區發掘出土230枚（經馬伯樂整理發表166枚，尚有64枚未發表）；
第三次是1920年敦煌駐軍、肅州巡防營管帶（“管帶” 一職，相當於今之營長）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一帶零星所獲，共17枚（今歸敦煌研究院收藏）；
第四次是1944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小方盤城發掘的，共得49枚；
第五次是1979年9－10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後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市博物館在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發掘出土1217枚（此一烽燧遺址為斯坦因考察所遺漏，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編號為D21）；
第六次是1981年3月，放牧者在酥油土烽燧遺址內發現漢簡，敦煌市博物館遂即前往清理，共獲漢簡76枚；
第七次是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館進行全市文物普查時，從長城烽燧遺址後坑墩（T11，D20）、馬圈灣墩、小方盤城（T14，D26）、臭墩子（T23a）、小方盤城南第一墩（編號D.N1）、小方盤城南第二墩（編號D.N2）、鹽池灣墩（T12a，D22）、小月牙湖東墩（T23o，D54）懸泉置遺址及大坡墩（T3，D14）采集所得漢簡，共137枚；
第八次是1977年8月，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市花海子東北漢代烽燧遺址中采集到簡牘91枚。出土地點屬漢代酒泉郡的北部都尉轄區，但與敦煌郡最為靠近，所以習慣上將這批漢簡仍視為敦煌漢簡。
第九次是1990年4月敦煌黃渠鄉農民在清水溝東墩發現漢簡，敦煌市博物館遂前往清理，此處共得編簡一冊27枚，散簡14枚，共41枚（另有無字素簡一捆21枚）（插圖47 敦煌清水溝東墩出土《西漢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曆日簡冊》）；
第十次1990-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城東65公裏懸泉置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獲得漢簡牘23,000枚。
第十一次是1998年10月，敦煌市博物對小方盤城（漢玉門都尉府）進行加固維修，在清理小方盤城南側文化層堆積時發現漢簡160多枚。這次出土漢簡之最大收獲是發現兩枚記載玉門置的漢簡，可以確證玉門置的存在，並知此置應即設在玉門都尉府所在地。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的發現，其出土地點及數量等，難悉其詳。敦煌研究院收藏有20多枚（非周炳南舊藏），就是敦煌農村牧羊人在漢長城烽燧遺址零星發現者。
以上合計27900多枚，己刊布發表者不到一半。最大批量是懸泉簡，正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進行整理，該所張德芳先生和北京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合著《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選刊262號，計簡千餘枚。近聞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已將18000多枚懸泉簡作出釋文，目前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即將全文刊布。
這些簡牘，從形製上加以分類，有簡、簡冊、牘、觚，兩行、封檢、削衣等七種，此外懸泉置還發現西漢墨書題壁一方，101行，帛書一方10行，敦煌市博物館在玉門關遺址發現西漢麻紙墨書書信一紙，殘存4行。從已經發表的資料來看，這些簡牘絕大部份是兩漢、魏、晉時代的屯戍文書，色括詔令、科品、檄記、爰書、簿籍、符傳、曆譜、術數、醫方、信函、古籍、雜抄。這是敦煌地區最為古老的文獻，也可以說是最早的敦煌遺書。內容涉及敦煌設郡之後修築長城、亭障、烽燧，邊防守衛、警戒製度、烽火品約、軍需供應、屯田生產、驛置交通、使節及商旅往來、西域用兵、職官建置、吏卒名籍、政令頒施、訴訟判案、農業水利、醫療獸醫、曆日帳冊以及語言文字、文學作品等等方麵的內容。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於漢晉時代邊政建設、社會生活、中西交往等方麵的認識，在證史、補史以及文字學、文書學、校勘學等方麵，都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