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敦煌當地曆史、社會及敦煌文獻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發現敦煌自吐蕃統治以來到北宋沙州歸義軍統治終結的二百多年間，敦煌當地佛教已從“厭世棄俗”、“超世脫俗”轉向既重來生、又重今世；向往西方淨土，又祈求西方淨土降臨人間；既重佛緣，又珍愛人世親緣，完全演變成一種“入世合俗”、與正統佛教大相徑庭的新型佛教。筆者擬名為“敦煌世俗佛教”64。此項研究，以當地佛教活動及僧尼、信徒的信行實踐為依據，如實加以描述，與以往用佛學軌範的模具來澆鑄佛教形象的方法截然不同，得出的結果亦迥然不同。“敦煌世俗佛教”研究，給敦煌佛教研究以及中國佛教研究帶來新的理解，對敦煌佛教研究和中國佛教研究舊有模式帶來新的突破，一變敦煌佛教研究及中國佛教研究的方法、思路，意義十分重大。
敦煌民俗學
敦煌民俗學是研究敦煌中古時期民間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傳統觀念、流行模式的學科。它同敦煌曆史、社會、經濟、民族、宗教、語言、藝術、文學以及醫藥、衛生研究都有密切的關係，並為上述多種學科提供幫助。
敦煌民俗有明確的地域限製、大眾性質和鄉土特點，可以說是中古時期敦煌社會生活的博物大觀。通過民俗事象的陳展，人們可以深切感觸到中古時期敦煌社會的呼吸脈搏、五官七竅和精神體魄，因而成為感知和認識敦煌古代社會必不可少的方法門徑。
敦煌民俗事象保存相當豐富，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既有文字的，又有圖像的，既有地上的，又有地下的，既有活人的，又有死人的（主要是墓葬中保存的資料）。具體來說，敦煌石窟、遺書、其它地麵遺址地下遺存以及史誌文獻中都有所保存，這些數據涉及敦煌民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人倫社交、習慣禁忌、物資生產、精神生活等方方麵麵，是我國古代民俗學中一個豐富多彩的地方品種。
有一種說法把敦煌民俗學的性質範圍過分放大，認為敦煌民俗學“不是中國地區性的民俗學，而是中華民族整體的民俗學”65。這種說法既抹殺了敦煌民俗學的存在，又混淆了中華民俗學時空界限，為識者所不取。
敦煌民俗學研究，可以說起步雖早而成立甚晚。它的起步，可以從1925年劉複先生在《敦煌掇鎖》中有意識刊布介紹一批敦煌民間文學、民間契據、訴訟析產、禁忌婚俗以及方言俗語等多種敦煌民俗資料算起。此後，學者對這批資料進行研究，開始接觸敦煌民俗的若幹方麵。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學者又對敦煌壁畫中的風俗畫、裝飾圖案及衣冠服飾進行研究，揭示出一批有關敦煌民俗的圖像資料，進一步豐富了敦煌民俗研究的內容。又有不少研究者通過敦煌俗文學、婚喪、禁忌、結社、借貸、節令、遊樂等方麵的研究，闡釋敦煌民俗事象，進一步開拓了敦煌民俗的研究範圍。1983年，在蘭州召開的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暨學術討論會上，南京大學高國藩先生向大會提交了《敦煌民俗學簡論》一文，提出“敦煌民俗學”這一命題，得到與會者的認同。從此，敦煌民俗學作為敦煌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得以成立。
1989年，高國藩先生出版了《敦煌民俗學》、《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敦煌民俗資料導論》，盡管這幾本專著存在某些問題和不足，然而畢竟初步建立了敦煌民俗學的基本框架，從這樣的角度來說，高氏二書是應當加以肯定的。
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麵還有一些學者也作出過顯著貢獻，例如仁井田陞、那波利貞、趙守儼、羅宗濤、王三慶、鄭阿財、張弓、譚蟬雪、鄭炳林、黃正建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