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紀前後，人類精神領域實現了一大突破，在古代希臘、中東、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中國的孔子、孟子，印度的釋迦牟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臘的蘇格拉底……他們對人類的一些根本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而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世界幾大文化模式——中國式的、印度式的、西方式的，大致同時確立起來。這一時期被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稱為“軸心時代”。
（1）亂世中的終極追問
這一人類意識的第一個大爆炸時期始於公元前700年左右，一直持續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在軸心時代，世界各個文明無不處於社會動蕩之中。中國正值諸侯割據混戰的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擾，民不聊生，而此時的希臘城邦，曾經引以為豪的雅典式的民主已經衰落了，希臘人常常陷入內部衝突之中，外部又有波斯強敵的不時侵擾。但是波斯帝國此時也好不了哪兒去，覬覦王位的陰謀和各省的反叛此起彼伏，帝國因而陷入到統治日益不穩的困境當中。此時的印度，正是種姓製度及其一係列特點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在殘忍的等級壓迫之下，賤民們隻能寄望於來世改變這種困境。而這一時期的西亞，除了尼布甲尼撒統治期間有短暫的安穩之外，之前是與埃及幾度交戰，之後則為波斯所滅，兩河流域獨立發展的曆史宣告終結。猶太人更是被毀掉了聖地，被迫背井離鄉。
可見，軸心時代的世界各文明實體，沒有一個能享受到長期的和平。然而亂世卻是最容易產生天才思想家的時代。在此期間，盡管地理位置南轅北轍，卻在中國文化區、印度文化區和地中海文化區，尤其集中在公元前500年前後，產生了對人類終極意義的迫切追問。從孔子到蘇格拉底，從釋迦牟尼到以色列的先知耶米利，先賢們不約而同地正視人性這個問題，並開始追問和反思：既然生是如此艱難，生活的意義又在哪裏？我們是否必須聽由命運的安排？我們對什麼負責任？痛苦與死亡的意義何在？按照雅斯貝斯的說法，這一時期首次將後來稱之為理性或個性的人性揭露出來。人類的自我意識得到最初的發展。
（2）西方：個人主義和法製思想的開端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法製思想是今天西方社會的最主要特點。追根溯源，這些都來自於軸心時代猶太教教義和希臘哲學。
前軸心時代的特點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還沒有完全分開。與此相對應的猶太教的觀點是：受苦受難是因為你犯了罪，因而是對你的懲罰。並且對於以色列民族來說，罪過是共同的，整個民族都因其不忠實於同上帝的契約而受到懲罰。因此會以一種“洗罪”的方式來洗刷道德上的汙點，這時隻是道德良知最初的端倪。此時，個人承擔的責任還未到來。
而到了軸心時代，所受痛苦與所犯罪惡之間的因果聯係受到質疑。《約伯記》是這種質疑的集中體現。《約伯記》中尖銳地問道：為什麼一個正直的人也會受到如此多的苦難？但是這種質問又帶來另一種恐懼：如果苦難不是因罪過而來，那它因何而來？如何解釋？這時，對苦難的解釋就過渡到了不虔誠，並且這種不虔誠是一種個人化的罪，而上帝對這種罪過進行懲罰的威脅是可以通過原諒和拯救而獲得平衡的。求得原諒的方式不再是洗罪，而是懺悔。在學習懺悔的過程中，人類進入了良知的王國。個人負罪感標誌著人類意識到自己是過錯的單個製造者，這是西方文明中自我的開端。隻有獨立的自我才有能力去認識罪過並且懺悔自己的過錯。因此，每個人都必須，也隻能對其自己的行為負責。猶太先知耶利米說：“我要用法律來限定他們。”這是西方曆史上最為重要的時刻之一，法製思想萌芽了。而在古希臘，蘇格拉底第一個真正意識到個人良知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人類的良知能認識到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自由。因為人是奇跡，人具備意識，能夠認識真理。而真理是人類思維的產物，是公開的，是任何願意思考的人都可以觸及的。在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讚美了這種盡管痛苦，但是仍可以為了追求良知和道德而獻出生命的行為。尤其在古希臘城邦的市民生活中，個人良知有了真正的含義，那就是倫理法典和刑法中對各種不同罪行的細致的劃分。因為每個人的自我意識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罪，決定一切的不再是眾神或者國王，而是以後將在西方文明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東西——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