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立即著手解決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連續發出《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等文件，並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並全中國，把全中國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力量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爭取一切讚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議認為，為了適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必須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過去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精辟地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批判過去的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政策，“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邊去”。
毛澤東的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全麵論述和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係列策略方針，為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確立。
1933年後，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蠶食華北各省，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資產階級包括軍閥也遇到了存亡問題，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醞釀著重大的轉變。
1936年6月，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舉起反蔣抗日旗幟，組織抗日救國軍。6月1日，陳、李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國民政府立即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史稱“兩廣事變”。雖然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而消彌，但它卻表明國民黨內部的進一步分化。
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的擴張，也嚴重危及蔣介石集團的支持者英美在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加深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英美對日態度開始轉變。國民黨內的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何梅協定和秦士協定簽訂後，國民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在抗戰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國民政府監察院對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親日派頭子汪精衛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被刺傷。12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親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間，蔣介石取代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各部部長也換了英美派的人選，表明親日派勢力在國民黨內地位的衰落。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之際，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勢不可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幾種因素促成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由妥協轉向強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對外關係的報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他雖仍對日妥協抱有幻想，但畢竟提出最後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並“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這較之以前的一味妥協退讓，確實有了進步。
國民黨五次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也出現了新動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對他的“對華三原則”重新作了解釋，並宣稱中國政府已表示讚成。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長張群就調整兩國關係問題同日本駐華大使舉行了4次會談，晚確提出，中日邦交調整要從東北問題談起，使中國恢複領土完整。
7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就對日交涉問題指出：“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分裂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分裂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條約，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假若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屆時“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