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語言是顛倒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麼文字或話語就可以像任何一種武器一樣具有毀滅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種意義上講，通過抹除精確的描述文字而將其篡改，這種攻擊要比50年前日本對我們進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敵人是清楚的，威脅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種族主義這張牌，以此來宣示其行為的正義性，它總是想把當年日本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不是進行罪惡的侵略，而隻是從白人帝國主義中解放受壓迫的亞洲大眾。
查爾斯用一種嘲笑和輕蔑的語氣繼續說道：
“解放！多麼可笑的解釋。是的，他們用屠殺‘解放’了2000萬無辜的亞洲人。我堅信，這2000萬無辜的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後代，永遠也不會欣賞日本這‘高尚’的行為。經常有人問我，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是出於報複，是否是蓄意毀滅一個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爾斯認為，這些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才是真正的“蓄意”。為此，他用事實來駁斥了那些所謂的“正義”人士。他說：
“對此，有如下事實：其一，在最初的轟炸目標清單上包括京都。雖然京都也是一個合法的目標，在先前的空襲中未曾予以轟炸，國務卿迪文森把它從清單目標中去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戰時，我們受到命令的嚴格約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轟炸東京的皇宮——盡管我們很容易識別皇宮並炸死天皇。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報複。我經常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白宮，是否也會像美國這樣克製。我認為日本不會。”
“在此讓我澄清一個事實，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偏見，那就是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城市轟炸。我們要轟炸的每一個目標城市都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所在地，並集結了實力可觀的防禦部隊。長崎是工業中心，有兩個重要的兵工廠。在這兩個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廠和部隊配置於市區中心。”
在對待戰爭中無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爾斯說：
“像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目標——是勝利。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目標。
“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不僅兩國，而且是世界。我不為戰爭的殘酷性而驕傲而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戰犯，是他們以日本人民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過去，認清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的責任，他們將會看到是日本戰犯要負起戰爭的罪責。日本人民應該給遠東人民一個答複，是誰把災難強加給遠東各國，最後強加給日本自己。當然，如果我們與日本人一道抹殺曆史的真相，那麼這一點是永遠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並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與自己相處，與亞洲鄰國、與美國相處？”
“我和我的部屬在執行原子彈轟炸任務時堅信，我們將結束戰爭。我們並沒有感到高興，而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爾斯最後講到原子彈對整個世界的意義和今後人們應該正確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說：
“今天我站在這裏作證，並不是慶祝原子彈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後一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對原子彈的存在感到恐懼。我就感到恐懼。”
“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1945年8月，在戰時情況下，在敵人頑固凶殘的條件下，杜魯門總統沒有義務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結束戰爭。我同意杜魯門總統的決定，當時以及現在。”
“戰後幾年，有人問杜魯門總統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他響亮地說，沒有。接著他提醒提問者：記住，珍珠港的死難者也沒有其他選擇。”
“戰爭總是代價高昂的，正如羅伯特·李將軍所說：‘戰爭如此殘酷是件好事，否則就會有人喜歡它。’”
“感謝上帝使我們擁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國。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遲早會有人設計出原子彈。科學不能被否定，它總會找到途徑來證明自己的力量。關於製造原子彈是否明智的問題，終將被原子彈已被製造出來這一事實所壓倒。”
在高空拍攝的廣島被炸後的照片。“由於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被擊敗，世界變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國的年輕人不再互相殺戮，而是生長、成家立業，在和平中生活。作為10個孩子的父親和21個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證明，我很高興戰爭這樣結束。”
日本的確是罪不可赦，但查爾斯作為一個美國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並不知道，他的政府戰後曾與日本政府做了許多齷齪的交易，比如釋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戰犯，不追究天皇責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