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柏言了解到這些情況，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會選擇無辜的孩子動手，而不去向那些直接施與頭上不公的那些強勢群體去報複。他們是不是代表了另一個弱勢群體的普遍“仇富”心理。他們的能力無法去挑戰另一個群體，所以不可避免地將滿腔的憤怒和仇恨施加到另一個更加弱勢的群體孩子。
我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其本質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社會利益關係越來越豐富和複雜。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差別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而且這種利益的分化帶來人與人之間收入和地位產生兩極分化這一社會矛盾。所以會帶來社會分配關係失衡、機會不均及其相應的社會心理失衡等社會性問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衝突，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
國家目前出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的缺失和失效。社會公共品是指教育、醫療、保險、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對稱、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環境保護…這都是“社會公共品”。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中國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要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才會解決。
進入新世紀，溫飽問題解決了。可新的問題又擺在我們麵前，社會公共服務這一職能似乎被人淡忘。這幾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但財政的大量資金還是投入到繼續發展經濟——搞基建、拉投資、造高樓大廈、營造城市，幾乎從鄉鎮到縣到市，政府的辦公大樓都造得漂漂亮亮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國外中等發展國家，他們在教育上的投資占到經濟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我們現在直達到可憐的百分之二，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政府應當將財政開支大量用於義務教育等公共品上來，但我們卻恰恰相反，所以我們國家的弱勢群體還是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我們經濟體製改革走到今天，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製，不是市場指導型的。我們市場經濟自從1992年十四大確定改革目標以後，我們走了十幾年了，應該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製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在經濟中還是第一主體。但“社會公共品”的供給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製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了，再不加強政治體製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我們當下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政府，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政府，還是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導的政府？這已經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不論它具有怎樣的傳統、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也不論執政者如何標榜自己“以天下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會形態方麵，總有一些東西是一樣的，不會因為種種五顏六色的華麗外衣而不同。
抑製分配不公、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的政治問題。所以說，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建立公平社會更是硬道理。從社會公正原則的角度看，“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
社會公正方麵的問題如果聽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會使我們社會麵臨著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很有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社會動蕩，使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和形成的社會財富和現代化毀於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國際公認的現代化失敗的典型。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過於懸殊，人均收入不穩定，社會的安全運行長期得不到保證。
董柏言這篇論文此刻擺在孫定邦的案頭上，抽著煙拿起來看看放下，然後再抽口煙拿起來看看再放下。此刻他正在做出一個抉擇，這個抉擇有可能改變自己，也有可能改變董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