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新羅積極開展了對唐的文化交流，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形成了朝鮮半島文化藝術的一個高峰，佛寺建築也在新羅統一以後更為繁盛，創建了大量的寺刹，文獻上留名的重要寺刹就達50餘所，這些寺刹是統一新羅時代除宮殿建築之外最主要的建設內容。其中，有構築物殘留至今的有：榮州浮石寺（676，遺留石壇、石塔、石燈、幢竿支柱）、慶州四天王寺（679，寺刹遺址、幢竿支柱）、慶州望德寺（684，寺刹遺址、幢竿支柱）、慶州甘山寺（722，寺刹遺址）、慶州佛國寺（752，石壇、石塔、浮屠、幢竿支柱）、慶州石窟庵（752，石窟、石塔）、慶州末方裏寺（寺址、石壇）、慶州感恩寺（682，石塔、金堂遺址）、陝州海印寺（803，石塔、石燈）、東萊梵魚寺（834，石塔、石燈）、求禮華嚴寺（754，石壇、石塔、石燈、四獅子塔、幢竿支柱）、大邱桐華寺（772，石塔）、順川仙岩寺（石塔）、長興寶林寺（870，石塔、石燈）、報恩法住寺（石燈、石蓮池）、南原寶相寺（828，石塔、石燈）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眾多的寺刹中，選址於山地的寺刹僅有海印寺、梵魚寺、華嚴寺、桐華寺、仙岩寺、寶林寺、法住寺，可見山地寺刹在統一新羅時期所占的比例和後世相比是相對較小的。
統一新羅時期的佛教寺刹，受唐代佛教多元化的影響很大。在新羅統一的過程中，唐朝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唐代的文化對統一新羅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大批的新羅留學生和留學僧入唐求學、求法，對新羅社會形成了巨大的影響。通過留學僧們，中國的佛教進展也在統一新羅得到了及時的體現。佛教中的華嚴思想在新羅的流行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入唐求法的義湘與元曉，此二人對佛教在新羅的發展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績在於使佛教從王室走向了社會，廣泛地為各階層人士所接受。他們還發展了傳自中國的華嚴思想，使之成為新羅社會主要的意識形態之一，直到8世紀之前華嚴思想仍在新羅佛教中占據統治地位。8世紀之後，中國佛教新的思潮湧動，大批前往中國的留學僧使得新羅迅速接受了當時在唐朝流行的禪宗、密教等多元化的佛教教義。留學僧們將這些新的思潮帶入了新羅各個地域和各個階層，促成了統一新羅佛教變革的熱潮。而這一階段寺刹配置的變化，正是這一變革熱潮的體現。此外，信仰極樂世界的淨土思想在統一新羅也比較流行，進而衍生出彌勒信仰、藥師信仰、觀音信仰等讓人趨福避禍的思想；在統一新羅末期，密宗也在朝鮮半島逐漸得到了發展，如慶尚南道的圓願寺，就是一座密宗色彩濃厚的寺院（相傳是由在中國受密宗秘法後回國的明朗法師創建）。
統一新羅時期佛教信仰的多元化發展，對當時的寺刹建築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最主要的變化是：統一新羅時期的佛寺不再僅僅是王權的象征和護國的寺刹，也逐步成為多階層信眾信仰依托的場所。反映到寺刹建築上，最主要的變化之一是堂、塔之間的關係；之二是山林佛寺的萌芽和發展。
因應佛教教義和傳播形式的變化，並受到唐代寺刹布局發展變化的影響，統一新羅時代的佛寺已經從以供奉佛舍利的塔為中心的堂塔式寺刹逐步轉變為以供奉佛像的金堂為中心的雙塔式伽藍布局，而且塔的規模相對縮小。伽藍配置開始以金堂為中心，金堂變成寺刹中規模最大的建築，堂前左右立有規模比此前大為縮小的石塔，發展出所謂的“雙塔式”伽藍布局形態。
就迄今所知的資料來看，慶州的興輪寺、四天王寺和望德寺是創建最早的雙塔式伽藍，而感恩寺、佛國寺、寶相寺則是比較典型的雙塔式伽藍的代表。雙塔式伽藍配置的特征是在南北向的軸線上依次配置寺門，其後東西兩塔，其後金堂，再後講堂，以回廊圍合院落，形製比較規整，南北軸線明確，左右對稱，金堂居中心位置，雙塔配置在東西回廊間的四等分處。這樣的雙塔式伽藍對地形的要求很高，因此主要集中在王京慶州一帶的平原地帶上。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日本的伽藍配置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
作為平地佛寺的雙塔式伽藍在9世紀後仍然有所繼承，但與8世紀典型的雙塔式伽藍相比，塔與金堂的關係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塔的功能和規模進一步萎縮，過渡性的例子如實相寺、澗月寺等。實相寺由在中國接受佛教新思想回國後的慈湘法師於826年創建，建成後成為慶州王室和貴族階層的願寺。實相寺雖然仍釆用了一塔一金堂的形式，但金堂的規模則遠較此前者為大，塔的規模則大為減小。金堂台基麵闊約30m，而7世紀或者8世紀的典型的堂塔式伽藍金堂的台基普遍寬在20m以內。位於慶尚南道蔚州的澗月寺金堂前麵雖然也立有雙塔，但金堂和雙塔間的距離比較遠（約34m），雙塔間的距離也擴大了（約50m），而8世紀典型的雙塔式配置金堂與塔的距離一般不超過10m，而且就算在比較大的寺刹中雙塔間的距離也不超過30m。從這些過渡性的實例中可以看出，統一新羅末期寺刹中塔的形製本身雖然基本如舊，但是塔與塔、塔與金堂的配置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