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大約從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始，被半島上的曆代政權所利用和信奉。曆經統一新羅、高麗的發展，朝鮮半島儒學在朝鮮時期臻至鼎盛。朝鮮王朝的治國理念中摒棄了高麗王朝作為精神支柱的佛教，以儒學為根本指導，從上至下地整頓了國家意識形態、國家製度、行政體係、生活規範等，使得儒學對朝鮮半島的社會，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遠比佛教更為深刻和廣泛。尤其在“朱子學”傳入以後，朝鮮儒學者在其基礎上發展出的“性理學”成為朝鮮的立國基石，朝鮮社會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無不受其左右，建築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朝鮮半島的官學與書院建築，作為儒學研究和教育、推廣的機構，既是其建築史的重要內容之一，亦對朝鮮半島的建築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其產生、興盛和衰落的曆程，是與朝鮮社會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在朝鮮半島儒學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儒學教育機構的官學和書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縱觀朝鮮半島儒學教育建築發展史，其官學與書院基本上是跟隨中國的發展軌跡而演進。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出於國家政治的需要，將“太學”的設立作為以中國為藍本、建立完善國家政治體製的重要一環，開始在貴族階層推行儒學教育；到高麗時期，除了作為國家最高教育機構的“太學”（稱為成均館）外，亦逐步在各地方設立作為官學的鄉校。朝鮮初期，在朝廷的大力推動下，很短一段時間內各地鄉校的設立就已相當普遍。隨著形勢的變化，到朝鮮中期，作為私學的書院隨著官學的逐步衰微而開始蓬勃發展，進而對朝鮮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朝鮮後期，官學進一步衰落，書院亦受到打擊，朝鮮的儒學發展逐漸失去了活力；而官學和書院建築亦隨著朝鮮王朝的消亡，而停止了在曆史舞台上的演出。
7.1朝鮮半島的古代官學
7.1.1三國、統一新羅時代之官學
中國儒學的相關思想和理論，很早就對朝鮮半島產生了影響。漢武帝設“漢四郡”（公元前108年），在漢廷的直接統治和大量漢民進入的情況下，儒家典籍和儒學思想在漢郡以及此後的樂浪、帶方等地區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但儒學在朝鮮半島可以實證的發展史，韓國學界公認始於高句麗時期。出於國家政權強化的需要，當時的高句麗統治階層積極、主動地吸納了儒家學說；朝鮮半島上最早設立的官學，也在高句麗出現。《三國史記》卷第十八，高句麗本紀第六，小獸林王條載：“二年，夏六月，秦王符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立太學教育子弟。”小獸林王二年，即公元372年，在中原為南北朝時期。
在統治者的提倡下，儒學教育之風在高句麗逐漸興起。除太學之外，地方上也紛紛設立學堂（非官學而是私立的“扃堂”），《舊唐書·高麗條》雲：“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林》《字統》，又有文選太愛重之。”
百濟早期與中國交往不便，因此儒學的引入要略晚於高句麗。但是，在迄今可查的相關文獻中，百濟並沒有留下設立儒學教育機構的直接記錄。但考慮到其文化與南朝關係密切，可以推想百濟也設有類似太學的機構，以作為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較之高句麗與百濟，新羅的儒學引進最晚，其官學始設的時間亦不能確定。從文獻記錄來分析，可能是先並未設立太學，而是將王室子弟直接送入中國求學。關於新羅的留學生，朝鮮半島最初的記錄見於《三國史記》卷第五，新羅本紀第五，善德女王條：“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於唐，請入國學。”而能確證新羅設立國學的文獻記錄，最早見於《三國史記》卷第八，新羅本紀第八，神文王條載：“二年（682）六月，立國學，置卿一人，又置工匠府監一人，彩典監一人。”《三國史記》卷第九，新羅本紀第九，景德王條載：“六年（749），春正月，置國學諸業博士助教。”可見雖然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此時新羅之太學，尚在不斷地完善之中。
從以上零星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高句麗、新羅在國家體係完備的過程中，積極地引入了中國之製，設立太學、“教育子弟”，百濟亦可能如此。但是，對於這些“太學”的具體構成、建築形態和在城市中的位置則無從知曉。此外，三國時代各地方官學存在與否，也難以證實。考慮到當時朝鮮半島儒學還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很可能各地方並不需要設立官學；而京中的太學，隻是在以中國為範本進行封建國家體係整備的過程中，作為國家機器中的一環而設立，政治意義大於實際功能。在朝鮮半島與中國進行的文化交流中，一般是上層建築，如宮殿、王家寺刹等最先受到影響，而至於在民間和地方的普及，在時間和廣度、深度上往往要滯後許多，因此如果高句麗、新羅在京中太學設立甚早，而地方官學很晚才出現，也是比較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