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時代開始之後，大陸與朝鮮半島的交流出現了新的路線。在大陸與朝鮮半島的交通史上，海上交通從此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每當中國分裂割據或者因朝鮮半島上割據勢力的阻隔，使得陸地交通中斷的情況下，海上交通就成為唯一的交流方式。隨著造船技術和航海科技的發展，海上交通的規模日益擴大，其作用日益重要，成為朝鮮半島與中國沿海地區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在促進朝鮮半島和日本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航海史中，與朝鮮半島西海岸的航路，最遲至周代就已開辟。除去《山海經》等模糊不清、真偽夾雜的記載之夕卜，鬲形陶器在日本的分布可作為此點的考古學證據之一。鬲形陶器是中國特有的器形之一，最初見於龍山文化遺址，延續至春秋時期，其分布以中原為中心，但在北方和江南一帶也都有所發現。除此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則罕見鬲形陶器的痕跡。但日本卻出土有鬲形陶器，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在日本本州島北端的青森縣和九州北部一帶。地處本州島北端的青森縣，因地利之便，很早以來就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至少從日本繩文時期起就已展開了對中國的文化交流，鬲形陶器的發現便從考古學上證明當時的海上交通已經相當發達，為環日本海的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根據對稻作技術傳播路線的研究成果，可以簡略地整理出大陸與朝鮮半島在原始時期的海上交通路線。傳統上認為，水稻傳入日本的路線可能有三條，即一是從華南、華中經海路直接傳入；二是經西南海路傳入；三是由陸路（河北、遼寧）或海路（山東）到朝鮮半島後，再從朝鮮半島南部傳入。其中從地理上看最合理的是第三條，即經由朝鮮半島的路線。因在北九州地方出土的大陸係統磨製石器（有柄石劍和石簇、柱狀片刃石斧）除朝鮮半島外沒有發現過；又從福岡縣板付水田遺址中發現了印在“夜白式土器”（繩紋末期深缽形陶器）上的稻痕和炭化米；奈良縣唐古遺址中也有炭化米發現。在繩紋晚期的遺址中還發現了打製和磨製的石刀，這種摘稻穗用的石刀在朝鮮和中國遼東半島與華北都有出土。這樣，我們可以推測，掌握水稻栽培技術的古人攜帶稻種和生產工具，從朝鮮半島南部越過對馬海峽，將稻耕作技術傳到日本。不過最近學界一般傾向於“華中說”，即稻作技術是自長江下遊經東海而傳入朝鮮和日本，時間大約是公元前10世紀前後，或許要更晚些。因而繩紋晚期稻作農耕的出現及彌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是由於海上交通而輸入的，除稻米之外，石製和木製農具的種類、使用方法，都可以從長江下遊的遺物裏找到淵源。無論事實如何，朝鮮半島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中所處的地位，卻是無可疑義的。
1.4.2秦漢之際
戰國中晚期，齊威王、齊宣王和燕昭王時，兩國國君派人出海追尋三仙山，促進了航海探海活動。根據一些航海史學者的推測，這些船隊很可能到達過今日朝鮮半島南部或日本，朝鮮半島南部出土的眾多具有中國戰國時代文物特色的銅劍、銅鐸等器物可作佐證，說明戰國時期中朝海上航線已經初步形成，兩國經濟、文化交流業已開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更是開始了大規模航海求仙活動，其規模遠大於齊、燕諸侯國的船隊，影響力和航海範圍也非齊、燕所能比擬。曆史文獻的記載中，既有方士盧生、石生、侯公等出海求仙不成，空手而歸；更有韓終、徐福船隊之“去不歸”和“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的記載。當代中、日學者多認為，徐福船隊由琅琊港啟航，循山東半島北上至之罘，沿廟島群島和長山列島北航至遼東半島，再循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抵達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徐福船隊的活動，進一步開拓了大陸與朝鮮半島之間的經濟、文化、人員交流路線。除了徐福船隊外，韓終的船隊也值得注意。史載韓終“去不歸”，而韓終所及之處在漢代即被認定為朝鮮半島上的三韓之地。三國時魏將毋丘儉征遼東公孫淵，有友人致其書雲：“為有韓終藥，歸來饋一丸”，說明漢時之人認為韓終是到了朝鮮半島。鑒於朝鮮半島北部為漢四郡之地，那麼韓終所去之地當為半島中南部地區，或即《史記》中所記載的“秦韓”之地。而對朝鮮半島南部伽耶文化的相關研究也表明，在沒有舊石器、新石器遺址的伽耶地區，卻突然出現了發達的鐵器文明並最終融入到百濟、新羅的文化中，說明此地曾直接受到了外來文化的衝擊，而這種外來文化，應該是得自大陸泛海東去的“秦人”。
秦漢之際，中國的航海技術已比較發達，完全可以乘大船從海路沿朝鮮半島近海到達北九州，與此同時，北九州島上的倭人，也已能夠造出沿近海航行的船隻，到達朝鮮半島甚至更遠些的地方。因此，北九州在日本諸島中和中國接觸最早，接受中國文化也最早，文化發展比較快，使得北九州不僅是日本列島上的倭人們接受中國文化的門戶，同時也是日本列島中最早形成政權的地區。通過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交往，大致在秦漢之際，日本群島上的倭人開始從“繩紋”時期向“彌生”時期過渡，大約到中國的晉代時，“彌生”文化便在日本列島占據了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