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政權的存在與發展，對百濟、新羅文化的進程，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三國之間時而聯盟、時而爭鬥的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使得這三個政權間的文化交流也非常複雜，需要進行仔細的梳理。大體而言，百濟雖然傳說為高句麗王族的後裔所建，但百濟的曆史中始終與高句麗戰多和少，因此其建築文化雖有部分高句麗的因素，但更強烈地表現出的是中國南朝的文化性格。
因文化發展更早、更先進，高句麗在新羅初期曾對其施加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是新羅文化的早期來源。但在更長的時間段內高句麗對新羅采取的是遏製政策，竭力限製其國力增長和文化發展，尤其不能容忍新羅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對百濟亦是如此。這種策略導致的結果，就是新羅的文化長期得不到發展，直到統一新羅前不久才因為打通了與中國的聯係通道而迅速發展起來，幾乎在空白的基礎上吸收起中國的文化來也就更為全麵和徹底，取得的成就反而最大。
東亞各政權之間政治關係對文化的影響，從百濟與新羅佛教發展過程的異同亦可見一斑。百濟佛教初傳的源頭，是來自於東晉而非與之接壤的高句麗，亦非與百濟隔高句麗陸路相望的前秦。這是因為百濟與高句麗為敵，而滅亡了高句麗之敵一一前燕的前秦又與高句麗交好，百濟當然不會再與前秦多有往來。此外，較之北方的“五胡十六國”，東晉被“海東諸夷”奉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所在，而且南朝與當時的北朝相比，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發展，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發達，百濟遂與較之前秦更為“正統”的東晉結盟，借東晉以自重來對抗高句麗。因此，百濟雖然於簡文帝鹹安二年（372）才入朝東晉，但在此之前就已奉行東晉的年號。自公元4世紀60年代以來，百濟與東晉往來日漸頻繁，佛教於兩者關係極為融洽之時，於公元384年由東晉傳入則誠為當然之事。
而新羅佛教則是自高句麗傳入的，因為三國之中，新羅立國最晚，初時它屢遭倭軍侵擾，不得不尋求高句麗的幫助。公元402年，高句麗驅逐倭軍，將新羅置於自己的庇護之下，新羅兩度以王室子弟送與高句麗為質，兩國間的良好關係持續了數十年，佛教或即在這期間傳入新羅。但是，由於後來高句麗向南發展，促使新羅轉而與百濟結成聯盟，共禦高句麗，民間的佛教傳播因此停滯，佛教受到王室的猜疑和排擠，直到法興王時代才有改觀。從公元5世紀上半葉訥祗王時的民間初傳到公元528年法興王正式宏法，用了近一百年的時間。這是政治意誌影響文化傳播的一個典型事例。
2.4百濟與中國、高句麗的關係及對其建築文化發展的影響
相傳百濟國是以高句麗王朱蒙之子溫祚為始祖的部落聯盟一一“伯濟”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到公元3世紀中葉古爾王時期成為占據漢江流域一帶的部落聯盟王國，後來逐步吞並了半島東南的馬韓，在近肖古王（364—375）時期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在朝鮮半島上與高句麗、新羅鼎足而立。
百濟作為一個國家在朝鮮半島上存在的時期自公元前18年（漢成帝鴻嘉三年、日本垂仁天皇十二年）至公元660年（唐高宗顯慶五年，日本齊明女皇六年），前後延續了近700年，曆經中國的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等時代。忽略局部的差異而隻察其大體，百濟的文化發展以遷都熊津（475）為界，可分為前半期和後半期。前半期的百濟初都河南慰禮城，後遷都漢山城，文化發展的特色是在吸收漢郡遺留文化的基礎上，部分受高句麗的影響，同時也陸續通過與中國的交往引入了一些兩晉時期的文化因素；而後半期出於發展和自保的考慮，從中國的南朝進行了大規模的文化輸入，其文化發展打上了鮮明的南朝文化的烙印，並影響到日本的飛鳥文化。
百濟政權形成之初，高句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遼東與中原政權爭奪勢力範圍，因此百濟才趁隙發展起來，與高句麗也基本保持了和平的關係，在高句麗所繼承的漢地文化的輻射下以及與中國的交往中發展著自己的文化。公元4世紀末期，東亞政治秩序發生新的變化，高句麗的戰略中心向朝鮮半島轉移，開始經營朝鮮半島，以其先進的文化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壓迫百濟，發動了頻繁的戰爭。廣開土王六年（396）高句麗攻百濟，“百殘（濟）王困逼，獻出男女生口一千人”；長壽王六十三年（475），“王帥兵三萬侵百濟，陷王所都漢城，殺其王扶餘慶，虜男女八千而歸”；嬰陽王十八年（607），“遣師攻百濟鬆山城，不下，移襲石頭城，虜男女三千而還”……諸如此類的戰爭，不絕於《三國史記》等文獻的記載。與作為百濟主要文化來源的南朝各國非常相似，雖然百濟文化和藝術均相當發達，但性格柔弱，在軍事上始終不是高句麗的對手，都城一再南遷，自慰禮城遷至漢山城，又至熊津城，再至泗沘城，直至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