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句“黃泉下兮幽深”：這說明埋葬的地方非常非常深，也非常黑暗。
第六句“人生要死”：這個我們都知道，孔子也有這類的話，但是他沒有加上什麼悲哀的感覺。
第七、八句“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這句話是說因為我們都要死，所以沒必要難過。
第九句“出入無悰為樂亟”：這句話我不太明白，德文的翻譯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出入”是說我出去、回來，感覺不到什麼快樂。但是“樂亟”是什麼意思呢？司徒漢把它翻譯成：如果我不能快樂的話，也沒有什麼意思。如果快樂不是很多的話，那麼也沒有什麼意思，無論我在家裏還是我在外麵，都沒有什麼意思。
第十句“蒿裏召兮郭門閱”：司徒漢的翻譯說在死的地方，門已經開了，死神已經在那裏等我。
最後兩句“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好像我不得不死，沒辦法找人代替我，所以我現在自己去了，我要死了。
那這首詩的曆史背景是什麼呢？司徒漢講得很清楚，非常有意思。劉胥原來也是想當皇帝的，所以他需要別人幫忙。他找到了一個女方士，但是他怕人家會發現他想通過她的幫助當上皇帝，所以他不僅殺了她，還殺了其他二十多個人。因為他殺了這麼多人，所以他不得不死，但是由於他是漢武帝的兒子，所以他提了一個要求，要求父皇允許他死之前在宮裏跟他的朋友（或他的兒子）遊戲。所以司徒漢說他當時唱了這首詩，然後就死去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首詩代表的情緒根本不是什麼melancholy，因為他要死了。他為什麼難過？他為什麼不高興？他為什麼覺得他的快樂不能是永久的？他有一個具體的原因，就是他馬上就要死去了。
我還想從這首詩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來：如果你們看過我的《空山》或《中國古典詩歌史》的話，就會知道，我在說明中國在佛教傳入以後詩歌才會有悲哀的感覺時，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日本漢學家，他的名字叫吉川幸次郎。他有些書是翻成英文的，雖然我也學過日語，以前還可以說，但是三十年沒再去過日本，現在基本上不能說了，但是還能讀。我讀過他不少文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漢學家，他代表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漢學的成就。在我看來，他是20世紀最好的日本漢學家之一。他有一本非常有影響的書，專門介紹宋朝詩歌。所指的應當是吉川幸次郎著：《宋元明詩概說》，李慶、駱玉明等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他想說明為什麼宋朝的詩歌、精神和唐朝的不一樣。吉川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人們才開始越來越多地思考生和死的問題。通過佛教，詩人才知道死是什麼。所以，中世紀，無論是唐朝以前，還是唐朝本身，詩歌表示的悲哀的感情越來越多。那麼我們從漢朝的詩歌，從司徒漢翻譯的《八十一首漢朝詩歌》來看，吉川幸次郎和我的解釋好像出了問題，因為我剛給你們介紹的劉胥，他是漢武帝的兒子，當時的中國人沒有聽說過什麼佛教，在他們之後兩百年佛教才傳入。所以吉川的問題就在此，我得重新思考為什麼在漢朝，生活感覺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為什麼？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但司徒漢提出了這個有意思的問題。在這個空有官銜的王國裏，不僅出現新的詩人，也出現了一批新的文人。司徒漢認為，當時的文人都是從我剛說到的空有官銜的王國來的。我不是漢朝的曆史學家，但是我覺得司徒漢的觀點值得思考。他還告訴我們，漢朝的詩歌一共有三百首。我沒有數過，但我覺得很有意思。
附錄2.7
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ō， 1904—1980）
日本漢學家。字善之，號宛亭，1904年出生於日本神戶。
1923年，考取京都帝國大學，選修中國文學，師從著名漢學家、“京都學派”創始人狩野直喜教授。吉川幸次郎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吉川幸次郎著述甚豐，《吉川幸次郎全集》26卷，大都是有關中國學術的論著。20世紀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就曾出版過他的《中國文學史》。
那麼我現在要跟你們談談第二首詩。這首詩是東漢的秦嘉寫的，這個人是誰，我並不知道。我之所以覺得這首詩非常有意思，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贈婦詩”。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在《中國古典詩歌史》裏下過這樣的判斷：“到了杜甫（712—770）之後，中國詩人才開始寫他們的妻子。”杜甫之前如果有詩人寫女人的話，寫的都不是他們家裏人，肯定是他們情人之類的。那這裏的秦嘉呢？他已經開始寫他自己的妻子了，所以我以前的那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我很喜歡發現自己的錯誤，因為這樣我可以好好思考過去的問題。另外，這首詩是一個男人寫的，他通過這首詩表達了因為妻子不在眼前所以很難過的心情。一般我們在寫詩的時候會寫女人思念她們的丈夫，丈夫出去了還沒回來，所以難過。可這首詩正好相反，從詩中能看出他真的很愛自己的妻子。司徒漢告訴我們他是東漢時期2世紀的一個文人，我們來看一看他寫的詩。整首詩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