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美國非白人新精英（尤其是黑人）大崛起的時代。1969年，美國哈佛、耶魯等頂尖大學開始積極招收非白人學生入學，期待在校園尤其是“精英大學”裏更真實地反映美國社會的多元化。哈佛大學著名教授蓋茨正是1969年進入耶魯大學的96名黑人學生之一，而在此前3年，耶魯大學僅招收了6名黑人學生。
美國教育及社會多元化的成果在40年後開始顯現，這也是美國會出現第一個黑人總統，會有兩位華裔部長，以及美國曆史上產生第一位西裔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原因。他們屬於美國社會非白人新精英，他們能夠領導美國，這實質上標明少數族裔打進或融入了白人的上層社會。盡管如此，已成為哈佛大學最著名的20名教授之一的蓋茨也不得不承認，他畢竟出生於時代的轉折點，所以身上仍帶有許多不同的認同感。
就像我們在美國看到和親身體會到的一樣，少數族裔的新精英仍保有其族裔認同感，同時對自己的背景卻存在模糊與複雜的看法。在美國的各類選舉中，人們會很清楚地看到，少數族裔的候選人盡管其選民基礎在其本族裔，但候選人卻較少公開打出族裔牌，也不願提出為本族裔爭取權益的口號，因為若如此，等於挑戰了白人文化，結果必定是敗陣。
《紐約時報》引述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雷曼的話說，當時美國的頂尖大學與其說是因應潮流對少數族裔打開大門，還不如說是為了訓練出一批思維和想法與白人相近的少數族裔精英，使之成為美國多元文化的象征。事實證明，這些少數族裔精英進入大學後確實也逐漸被白人精英所同化。
非白人的新精英在後來的政治、社會生涯中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文化特征，即“雙重認同”現象。而正是這種雙重認同，使少數族裔精英能夠自由遊走於遺傳的膚色和占主導的白人社會之間，並成為受益者。
然而，即使這些非白人精英可以握有大權，他們卻難以背離白人所倡導的社會價值理念。而在麵對本族裔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時會產生強烈的同情情緒，但這種情緒會招致白人群體更激烈的反彈。麵對此情此景，少數族裔精英不得不作出讓步，回歸到白人的價值軌道，這也許就是奧巴馬“愚蠢門”事件帶給人的深層次思考。
美國的第一位黑人總統介入警員和教授之間的糾紛，甚至公開批評白人警官行為愚蠢引發了奧巴馬上任以來最大的政治風波。這與奧巴馬具有曆史意義的競選總統過程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奧巴馬竭力淡化種族問題，以至於不少支持者說他是一位超越了種族問題的候選人。
盡管身為美國最有權力的人，奧巴馬針對黑人教授蓋茨破門進入自宅被捕一事，竟也說出了若他掉了鑰匙而試圖闖進白宮，大概會被“射殺”之語，這使美國的老百姓愕然，並引發了新一輪種族主義的辯論。雖然極端保守派媒體借機將奧巴馬醜化為“種族主義者”，但少數族裔卻對奧巴馬的立場予以大力支持，而在政治層麵，對奧巴馬不利的消息是，美國白人勞工階層開始對他的種族立場產生懷疑，而這個群體恰恰是民主黨也是奧巴馬的主要支持者。
美國媒體的分析認為，不論是蓋茨還是奧巴馬，此次對一個單純的刑事案件的反應有些過度，而且一下子就上升到種族問題的高度，這說明1969年後在美國大量崛起的非白人新精英，勇於挑戰種族議題。同時也說明，雖然非白人新精英已經掙脫了膚色枷鎖，但卻仍逃不脫曆史、文化與心理的衝突。
美國種族問題研究學者凱利表示：“我希望這不僅僅是一個媒體熱點，而是一個讓每個人都真正意識到種族問題複雜性的時刻。”她說：“每個參與啤酒會的人都可以繼續保留自己的意見，但關鍵是，他們要理解其他人的處境。如果他們能夠做到這點，就可以成為我們以後處理這類事件的榜樣，因為這類事件還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