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本身與喬家毫不相關，而且相去八千裏。《大》片中的主人有四五個妻妾，而喬致庸家族家規極嚴，富甲山西，但在哪個封建時代卻不準子弟納妾。“大”片中男主角宿於那一房侍妾院中，院門口的一對大紅燈籠就點亮了，那真是小說中才出現的事。喬家故居各院門確也各有一對大紅燈籠，紅燈籠除年節之外，特別是在喬家企業有新發展時，就會點亮了以示慶祝，這與喬家極重企業經營的理念密切相關。知道了這一情形，不禁為喬氏家族叫屈，喬家大院也許因“大紅燈籠”一片而更有名了，卻也因電影而損了其值得稱道的家風，張藝謀拍電影也許有其追求惟美的一麵，但對喬家來說，總是頗有不公之處。
現喬家大院的房屋建築固然精美奇巧，但是其家風，特別是他們的企業精神與理財傳統實在不遜於建築的特色。‘他們家族在精致的外殼之下，並不是像“大紅燈籠”片中所刻畫的那樣腐敗，而是有一個值得現代管理文化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討的“理財文化”在作為支柱的家族。
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原因，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築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麵去了解。先從喬氏家族本身來說，他們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始終維持興盛，一直到1953年，因為政治形勢的改變，以及現代金融業的普遍，才完全歇業，但其家族的倫理規範與教養精神值得探究。喬氏家族發跡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過好幾個世代，仍然能維持其家風，這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除去子孫中絕不允許納妾外，他們家中也絕對禁止賭博。為了使家人有所娛樂，大院中不但花園廣闊幽雅，而且有各種運動設備，包括現代化的網球、籃球場，甚至有電影放映室、各種遊樂室設施。喬家人治家至嚴，家長具有很大的權威，對子孫有嚴格約束，並且非常注重子孫的教育。喬家大院的六院之中，就有一院稱為書房院，即是聘請著名業師來專門對子女進行教育之處。喬家教師中，很有幾位後來都是頗有成就者。喬家富甲晉省，飲食自然很講究，但是全家每日隻供正餐兩頓：上午十時及下午四時，目的即在表現其節儉家風。喬家對待傭仆至為寬厚，所以下人對主人都很感戴，甚至有仆人自願為頂罪者，這方麵已經進入喬家人對人對事的經營理念範疇了。
喬家大院各院的門前都有一對大紅燈籠，這些大紅燈籠亮著的機會很多，這是因喬家的生意很興旺，每一分店新開張，每有一新創業，大紅燈籠就亮了，告訴家人行業興旺的情形，而不是主人到哪一院留宿的標誌。
喬家有幾十個糧油店，有二百處票號錢莊，所以大紅燈籠常常要亮著。喬家的企業如此興旺，除去傳統式的家規嚴格外，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理財與管理的哲學，這也許就是現代管理學中所說的管理文化了。
喬家的理財經營哲學說不定是一項很值得深加探討的寶庫。若僅粗略而言，有幾點是較為重要的。首先是他們在那個時代已懂得財東（也就是資方）與經營分開，他們的企業中每一行號都有一個“掌櫃”，也就是現在的總經理，生意一旦交給掌櫃以後，喬家財東的任何人都不得幹涉，盈虧賠賺都由掌櫃者負責，每三年為結賬期，到期由掌櫃到祁縣喬家大院報告經營情形，此時財東才可以提出原則上的意見。因此掌櫃者都能充分發揮才能，把生意經營得很好，喬家因而在商業史上出了不少有名的銀業家，如高鈺、閻繼藩、賈繼英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據說當初閻繼藩在福州為原主所不容，幾乎失業，喬家“在中堂”主人聞訊親往迎聘，閻氏感其誠意，終身全力為喬家效勞，所以喬家錢莊能成為全國之翹楚。從這情形看來，喬家大院的人不但有現代資方與經營嚴格分開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這應該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喬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現代企業經營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製度，然後交給經營者去運作。喬在商業行號中對職工的管理極嚴，不準接眷來店、不準娶妾、宿娼、賭博，不準自開商號、儲私放款等等。但是對工作人員也有其鼓勵、優厚的一麵，他們行號中有所謂“頂身股”的製度，也就是高級職員可依其任職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權，每三年結賬期可取得優厚的股份紅利，這可以說已是現代企業員工參與經營的理念了，使職工們視公司如自己的事業，能夠盡心盡意去做，不僅結帳期可分得應有的紅利，逝世時也可以得到長期的撫恤。另有更特別的設計，那就是分紅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餘都照股均分，而是保留相當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資之意，這樣既可以擴大資本，又避免職工因紅利分得多而私自發展自己的企業，這種了解中國人“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性格，給予防堵的設計，確是很有“文化與性格”學者的洞察力。
喬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經營製度之外，也有他們一套商業倫理，表現了相當細致而有長遠眼光的經營精神，而不是現實、功利、巧取豪奪的作風，這種倫理包括了如下幾項他們的座右銘：準備充足、謹慎將事；人棄我取、薄利多做；維護信譽、不為虛假；小忍小讓、不為己甚；對待“相與”、慎始慎終等。其中所謂“相與”，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號，也許用現在台灣的術語，就是有“交陪”者，都給予非常寬容的待遇，破產者有時不索賠且給予資助，最終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擁戴與遠播的商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