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遲乙僧的繪畫成就和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是在中原文化大背景和長安畫壇的特殊環境下取得的。那時交通不便，傳媒方式原始落後，進行藝術交流自然相當困難。乙僧如果久居於闐一隅，處在相對封閉和孤陋寡聞的塞外邊陲，要在繪畫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難想像的。正因為他適逢唐朝盛世，又不失時機地來到文化古都長安，不僅能與唐代成就最高的畫家切磋技藝、同池濯筆，而且沉浸於浩浩蕩蕩的中華文化之海，得以綜合修養的全麵提升，故有繪畫模式的革命性突破。可以這樣說，於闐畫家尉遲乙僧是在塔裏木河哺育下造就的；而作為唐代畫壇巨匠的尉遲乙僧，則是在都城長安，接受源遠流長的黃河文化的洗禮才獲得成功的。
舍身求法西域行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文化巨匠魯迅說，即使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在一兩千年之前，敢於涉流沙、曆艱險，迎著寒風酷日，踏上漫漫畏途，不惜舍身而西行求法的人，的確堪稱中國的脊梁，民族的前鋒。
從溝通佛教源頭的帕米爾高原到連結中原的羅布泊綠洲，這漫長的塔裏木河的河岸線上，絲綢西去，佛法東來。向中原傳經弘法的全是來自天竺和西域的胡僧，在朱士行之前還沒有一個中原僧人有過西行求法的行動。所以，朱士行舍身求法，是為開山之舉。
朱士行是三國時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少年時就出家了。他天資聰穎，是曆史上正式受戒出家的第一位僧人。“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便以大法為己任。”《朱士行傳》還對他的品行作了如下概括：“誌業精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朱士行在出家後潛心研究佛教經典，但他發現早在漢靈帝時出的《道行經》，因是譯人口傳，對原著理解不深，草率刪節，以致首尾都很難連貫起來。他在洛陽講授《小品般若》，由於譯理不順，所以有很多地方講不通，這就使人無法理解原著的精妙。每歎於此，便深感遺憾，誓誌找到原本。遠行西域求得真經，不是下了決心就能作到的，而是要遠涉流沙、曆經艱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才有可能達到目的。於是他發願捐身，於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開始了首創遠赴西域取經求法的壯舉。
為了“遠迎大品”（即《大品般若經》），朱士行帶領弟子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出陽關，穿越數百裏沙河到達羅布泊畔鄯善國，又從且末涉車爾臣河、尼雅河、克裏雅河，進入於闐國。沿途大漠阻隔、河道縱橫，曆經野獸出沒的驚懼，風沙迷路的危險，在沒人引路的情況下行程近萬裏，旅途艱難險阻自不必說。朱士行終於來到於闐，成為中國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位僧人。
於闐國是佛教東弘的必經之地，所以集中了大量的大乘經典。朱士行終於在這裏找到了《放光般若經》梵文原本，“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他讓弟子將真經送回洛陽，自己仍留在於闐。但當朱士行抄好經文即將送回東土時，卻出現了麻煩。當地小乘佛教認為此經不是正宗的佛教經典，如由漢僧傳人內地，就會惑亂佛法，使信徒們奉行左門旁道。這種佛教宗派的鬥爭一直鬧到國王那裏，於闐國王又聽信了這種說法，就不許將《般若經》送出。朱士行在萬般無奈之下，向國王提出以燒經誓斷，如果火不焚經，則證明是真經，應允許帶往中原。當他在國王麵前點火燒經時，此經居然火燒不燃，觀望的眾人無不大為驚異。這時國王答應將經送出，才了結了一場糾紛。
二十年後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朱士行弟子法饒等從於闐將經卷送往洛陽，後又轉至陳留倉垣水南寺，由河南居士、印度僧人竺淑蘭等譯成漢文。
朱士行為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沒有離開於闐。他雖然沒有抵達佛教策源地印度，但他以永不滿足的追求精神和堅貞不渝的人格力量，為西行求法開拓了道路，激勵著東土的後來人。
朱士行以八十歲高齡圓寂於異鄉，實現了他為佛教終生求索而誓誌捐身的願望。屍骨火化，葬於於闐王城附近。於闐人民為這位高僧修築了一座塔，以示紀念。
朱士行西求佛法首開先河，接踵西行的是東晉時的著名僧人法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