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真宗天子早期也算得上是為政清明，勵精圖治，然則他所麵對的問題，卻是奉行大宋皇朝那以文馭武，將從中禦的祖製從根子上幾乎必然引發的武備鬆弛，軍隊戰鬥力不強的問題，真宗皇帝不過一守成之主，沒有那個魄力，也沒有那個能力，卻扭轉這樣的局麵。
然則作為數十年來一直接受著大宋為天下之中的宋室君臣來講，亶淵之盟後宋遼之間的局麵，著實讓他們實在難以麵對，是以至上而下，無不極力找出一個讓他們能夠說服自己的說法，來證明他們認識之中維係天下的秩序並沒有崩潰，來證明他們所置身的天下，仍然還是他們先前所認識的那個天下。
也正因此，真宗一朝後期的君臣，才會如此近乎誇張般地強調著他們共同治理下的這片國度，是如何地繁華，是如何地興盛，甚至借助封禪、符瑞等種種舉動，來向所有人，包括向他們自己竭力地證明這一點，以使他們忘卻一些必須要麵對的問題，為此這些可以說是當世掌握著近乎所有知識的治國君臣，居然會如此堅持地認定一些至為荒謬的理論，並且對此深信不疑。
而秦檜昔日剛剛鼓吹與金國和談，將對金國之策略由拚死一戰而轉為不惜割地求和的過程之中，也自是借助了大宋朝堂上下君臣的這種心態。
畢竟當日裏南渡之初的大宋君臣，在那種乍一下由萬方來朝的天朝上國，變成個風雨飄搖，幾乎無立椎之地的流亡朝廷如此劇變之下，君臣上下在心態上麵無疑也正麵臨著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雖說當時的局麵之頹壞，實不可與真宗年間相提並論，而靖康奇恥對於大宋君臣，對於文人士子心中那套對於天下的認知體係的衝擊，也決不是亶淵之盟所能比擬，然則待得南渡之後的朝廷漸次安頓下來之後，他們那種急需於一種能夠讓他們坦然麵對如此慘敗，讓他們能夠繼續支撐住他們心中那種認知體係的說法的心情，卻也更要比亶淵之盟後真宗一朝的君臣，更要迫切上千倍百倍。
錯非如此，在當日那等情勢之下，大宋開國太祖開基立國的汴京神器，仍舊陷落於胡虜之手，大江北岸千千萬子民，兀自輾轉於鐵蹄之下，而嶽飛、韓世忠輩那四路鐵軍並舉，已然漸漸取得對於金國大軍的戰略攻勢的時候，縱然秦檜再謀深智遠，以其一人之力，也決無法扭轉整個局麵。
以今時今日秦檜之力，或可稱得上權傾朝野，隻手遮天，但在當日裏他剛由女真金人的手上隻身逃歸之時，卻幾乎是無根無底，雖說他早在汴京城破之際，就已然是以禦史中丞的高位被女真人擄掠北去，但經過靖康之變，昔日的康王趙構即位為君，在江南半壁重新站穩了腳跟之後，這個南國小朝廷早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檜在當時那個大宋朝堂之上的份量，著實也說不上有多重要。
可以說若不是借著這個和談之議，迎合了當是時大宋君臣上下那種在劇烈動蕩之下急欲於救得一個安穩的立身之所的需要，又恰恰給了這些個希望能夠對於靖康之恥有一個恰當的解釋，從而可以繼續維持他們所熟悉的那一套將從中禦，以文禦武的治道秩序的南渡君臣，一個恰到好處的借口，秦檜也絕無可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由一個被放歸的逃臣，驟得高位，躋身中樞，而在那些年間，秦檜更是挾金自重，借著將自己打造成宋金和議之間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人物，從而漸漸張大相權，至有時至今時今日這等獨稟朝政十餘載，官員臧否盡出其手的局麵，這裏麵固然有著秦檜長袖善舞，長於經營的原因，但卻也可以說明，與金國和議能成為大宋國策，本身也就是符合文官集團的心理需求，是整個大宋朝堂之上文官體係一致認可，甚至於落力推動的結果，而至於偶有些對於這項策議持不同態度的臣僚，在秦檜獨稟朝政十餘載之後，也早就已經遠遠地被貶黜到不知道哪個窮山惡水之間了。
然而卻也正是因為如此，那天朝堂之上的那一幕，就更是分外地讓秦喜感到心膽俱寒，因為他直到現在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就在這轉眼之間，局勢就會變到了這樣的一步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