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藝術，“答”也有技巧。問得不當，不利於談判；答得不好，同樣也會使己方陷入被動，回答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談判者不但要根據對方的提問來回答，並且還要把問題盡可能地講清楚。
答非所問是指答話者故意偏離邏輯規則，不直接回答對方提問，而是在形式上響應對方問話，通過有意的錯位造成幽默效果。答非所問並不是邏輯上的混亂，而是用假裝錯誤的形式，幽默地表達潛在的意思。
有個愛纏人的先生盯著小仲馬問：“您最近在做些什麼？”
小仲馬平靜地答道：“難道您沒看見？我正在蓄絡腮胡子。”
那位先生問的是小仲馬近來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小仲馬自然是懂得對方問話意思的，但他偏偏答非所問，用幽默暗示那位先生：不要再糾纏了。小仲馬故意把蓄胡子當作極重要的事情，顯然與問話目的不相符合。他表麵上好像是在回答那先生，其實並沒給他什麼有用信息。在談判中利用這種幽默技巧也能起到讓對方摸不清己方虛實的作用，從而贏得談判的主動權。
答非所問很講究技巧，抓住表麵上某種形式上的關聯，不留痕跡地閃避實質層麵，有意識地中斷對話的連續性，求得出其不意的表達，幽默旨在另起新灶，跳出被動局麵的困擾。
在一次聯合國會議休息時，一位發達國家外交官問一位非洲國家大使：“貴國的死亡率一定不低吧？”非洲大使答道：“跟貴國一樣，每人死一次。”
外交官的問話是對整個國家而言，是通過對非洲落後麵貌的諷刺來進行挑釁。大使沒有理會外交官問話的要害點，而故意將死亡率針對每個人，頗具匠心的回答，營造著別樣的幽默效果。有效地回敬了外交官的傲慢，維護了本國尊嚴。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進行言辭交往時，經常會碰到一些自己不能回答或不便回答但又不能拒而不答的問題，這時，可以用閃避的語言巧妙地回避問題。
閃避是言語交際中從禮貌的角度出發的做法，它的要求是：對別人所問，應當回答，但答要答得巧妙，迂回地達到躲閃、回避別人問話的目的。既要讓別人不致難堪下不了台，又要維護自己不能答、不便答的原則。
阿根廷著名的足球運動員迪戈-馬拉多納在與英格蘭球隊相遇時，踢進的第一球，是“頗有爭議”的“問題球”。據說墨西哥一位記者曾拍下了“用手拍入”的鏡頭。
當記者問馬拉多納，那個球是手球還是頭球時，馬拉多納機敏地回答說：“手球一半是迪戈的，頭球有一半是馬拉多納的。”馬拉多納的回答頗具心計，倘若他直言不諱地承認“確係如此”，那麼對裁判的有效判決無疑是“恩將仇報”。但如果不承認，又有失“世界最佳球員”的風度。而這妙不可言的“一半”與“一半”，等於既承認了球是手臂撞入的，頗有“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將氣概，又在規則上肯定了裁判的權威，亦具有了君子風度。
另外，交往中，往往由於對方提出的問題比較敏感，或者涉及某種“隱私”不好回答，然而麵對客人又不能不答，這時也需用假裝糊塗來給以回答。不過這種假裝糊塗與前麵的假裝糊塗有所不同，前麵的假裝糊塗是故意讓對方知道自己在為對方掩蓋錯誤以便討得對方信任或增加友誼的一種主動行為。而這種假裝糊塗是在對方首先提出問題，自己本不想答但又不得不答的情況下，或“移花接木”或“引入歧途”從而使對方既不尷尬，自己又能反客為主的應變技巧。兩者雖歸於一類，但卻有質的不同。如：
一次，乾隆皇帝突然問劉墉一個怪問題：“京城共有多少人？”劉墉雖猝不及防卻非常冷靜，立刻回了一句：“隻有兩人。”乾隆問：“此話何意？”劉墉答日：“人再多，其實隻有男女兩種，豈不是隻有兩人？”乾隆又問：“今年京城裏有幾人出生？有幾人去世？”劉墉回答：“隻有一人出生，卻有十二人去世。”乾隆問：“此話怎講？”劉墉妙答日：“今年出生的人再多，也都是一個屬相，豈不是隻出世一人？今年去世的人則十二種屬相皆有，豈不是死去十二人？”乾隆聽了大笑，深以為然。確實，劉墉的回答極妙。因為皇上發問，不回答不行；答吧，心中無數又不能亂侃，這才急中生智，趣對皇上。
總之，在日常言談中，由於雙方在表達與理解上的不一致，錯誤理解對方講話意思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當對方對你的答複作了錯誤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又有利於你時，你不必去更正和解釋，而應該幽默地將錯就錯，因勢利導。總之，日常言談中的應答技巧不在於問題回答得“對”或“錯”，而在於應該說什麼和如何說，怎麼更好地處理突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