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勝於言”。這是清華人的傳統，是清華人的精神，是清華人的做事準則。在近一個世紀的奮鬥與發展中，清華人實踐著這項準則，在他們的眼裏，多做一件事，我在現實社會中實踐，用所學到的知識，要比空空講上一大堆話更實際得我。清華人重實際，重行動，為世人所共認。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梅貽琦的“行勝於言”的一個準則，更是一種勇於實踐的清華精神。
人生範本：梅貽琦——少談多做
梅貽琦是我國近代著名教學家。
梅貽琦先生是一位很值得紀念的人物。他生前通過辦教育。確切些說是通過辦清華大學，對振興和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但是解放以後，公開談他的事跡者卻極少見，原因之一是對他缺乏了解。梅先生生前，人稱“寡言君子”，外國人稱他“Gentlemanoffewwords”。他的格言之一是“為政不在言多，顧力行何如耳”，除非十分必要，他不多講話，因而可供係統研究的資料不多。近年來，筆者，對他的言行和其他零散材料作了比較廣泛的搜集和整理。覺得很有必要向讀者作些介紹，不隻可以提供某些有價值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做為一位愛國教育家，他的許多事跡都還值得我們今天參考和借鑒。
校長的來曆
梅貽琦解放前連任清華校長十七年。解放後，有一段時間他僑居海外，專門從事清華基金的保管和使用，在大陸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華校長。一九五五年以後，他去台灣辦新處竹清華大學，提任校長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說他是一位“終身大學校長”。
稍知清華曆史的人都知道，舊清華的校長可不是那樣容易當的。問題小的，可以勉強維持幾年，待到問題成堆，終得一走了事；而問題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連大門也進不來。在梅貽琦以前，“校長風潮”時有發生。一九二年前後，因校長壓製民主而惹起公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長接連被趕走。一九三年前後，又是三位校長在短時間內連續被趕。羅家倫、吳南軒是其中之二，中間一位喬萬邁（閻錫山派來的），加校門也沒讓進，在他來“上任”時被學生拒之於校門之外。閻錫山一看形熱不妙，隻得將喬召回山西。吳南軒的表演更為拙劣，他被逼得無路可走，帶著不校的大印逃到城內使館區去“避難”，並掛起“國立清華大學臨時辦公處”的招牌，師生對這種“托庇於帝國主義這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國家尊嚴”的行徑，愈加憤慨，召開緊急大會，組成“護校委員會”，表示“倘苦吳借武力到校，決武力護校，準備流血”。這回是蔣介石知趣，將吳召回南京了事。吳走後，教育部委托地學係教授翁文灝暫代校務，翁因問題棘手，又以“經常因事晉京”為由轉請理學院長葉企轉代，葉也不想卷入旋渦，就屢電教育部請辭，他在一份辭電裏說“校務萬端，非企孫所能勝任……企從十月起，決不再負兼代校長職務。”在連續十一個月無校長期間，學生會一再發表“清華校長人選標準，其中一個月無校長期間，不生會一再發表“清華校長人選標準，其中一次的五條是：1.無黨派色彩；2.學識淵博；3.人格高尚；4.確能發展清華；5.聲望素著。這期間，各方麵推薦的人選達十幾位這多（魯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結果不是上麵不批準，就是下麵不接受，就這樣反反複複，一再物選，終於找到了一個合格的人選——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的當，為清華打開了一種局麵。從此清華師生可以不受外國勢力、黨派勢力的影響，安心地研究不問，並為祖國尋找出路。所以學生們頗為自豪地說：“最後我們全體同學迎來了的梅貽琦校長。”（一九三三級學生利家和語），教授們則說：“最後我們選擇了梅貽琦校長。”（社會係教授陳達語）曾和梅貽琦共事多年的陳岱孫教授分析說：“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遜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後頭幾年，連個掛句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隻有和全校教師一起才能發揮作用。……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製高校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係策略，吳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些罷手的有，一有機會還會卷上重來。保留清華這場淨士，這是他和全校教師的共同願望。（陳岱孫《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製和前校長梅貽琦》，載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十八輯）
梅貽琦平時少言寡語，卻默默地做著多事。黨派勢力、軍閥勢力，連外國勢力，都想利用清華為其做事，梅先生默默承受著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努力保持著清華的純潔。
成功的關鍵在於行動
不管是作什麼事，離開了行動就注定了不能做成。我們必須要勤於行動，隻有這樣，成功才會青睞於你。
在清華的滄桑史上，我們可以發現，清華人人同的人生哲學：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