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芝生先生上一年的課，敢十二分負責的說一句，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不大合理的話，也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很隨便地話。他說話時，老是那樣的審慎，那樣的平心靜氣。他，我可以說，才算完全地理性的動物。——我平生看見過兩個完全地理性的動物：其一是我的母親，其他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為教的是中國哲學史，所以有時也批評胡適之先生。但他的批評胡適之先生和時下一班人的批評完全不一樣。時下一班人的批評不是惡意的攻擊，便是盲目的謾罵，很少會使我們旁觀的人為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這樣，他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來批評的。他說：“適之先生的病痛，隻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共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樣的遠啊！”
（他的話大概如此，我不敢擔保有無記錯）這個批評對不對，不必我來斷定；但我相信芝先生的態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適之先生當起辯護來。他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來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十多年前說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學校內聽到的批評適之先生的話，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帶點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出之者，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了。
在芝生先生的晚年，當我每次探望他時，他總要問起他的老友、我的老師吳宓先生的近況。可見芝生先生對清華的同事和學生感情很深。芝生先生生前說他自己是北大畢業的，卻擔任清華的文學院院長，而胡適和湯用彤兩位先生都是清華畢業的，卻先後擔任北大的文學院院長。正如芝生先生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所說的那樣，西南聯大繼承和姨揚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優良傳統和學風，作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和聯大人文科學的最高學術帶頭人之一的馮友蘭先生，在這方麵起了重要的推動和示範作用。馮友蘭先生作為一位教育家，對我國解放前文科教育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一位學者，馮友蘭先生解放後不斷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寫他的《中國哲學史》。馮先生的功績不會被人忘記，將永遠載入史冊。
梅貽琦：仁愛的師者
在道德作風方麵，梅貽琦幾乎做到了完美無缺的程度，在台灣有人稱他為“當代聖人”，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梅貽琦認為：“教育的出發點是愛。”傅任敢先生在上麵提到過的那篇文章中，比較概括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說：“……做領袖的人有兩種，一種使人懾服，一種使人悅服。毫無疑問地，教育工作者應當使人悅服，而不在乎使人懾服。因為教育的出發點是愛。梅校長的品性中深深肯有這一點。他愛學校，所以把他一生獻給了學校；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兒子打發到遠征軍去；他愛同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他尤其愛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學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著青年的安全。我們隻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學校為幌子而達到了升官發財的目的，我們便知道真愛學校之不易；我們隻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大聲疾呼地叫人愛國救國，自己卻無貢獻，或且因而有所獲得，便知默默無言地做著愛國工作之難能；我們隻要想想，有多少辦學的人視辦學如做官，視學校如衙門，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便知一個大學校長之有禮地對待一切人們之可貴；我們隻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愛護青年其名，出賣青年其實，或者愛護其名，放縱其實，甚或利用其實，我們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們要有根基深厚的愛，教育才有差落。”
不管是嚴正，還是仁慈，深藏在他們心中的，還是對下一代的關愛。能有一顆愛心來麵對生活，麵對社會。麵對所有人，麵對一切生命，那我的心將是一顆聖潔的心，世界也將是一個美好的世界。
在清華園，有一種濃重的自由平等的氣氛。為人師者更有一個寬宏博大的情懷。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校園中，它無處不在。因為它是清華人的一種精神。下麵我給大家講一下金嶽霖先生，它是最能體現這種精神的一個人：
金嶽霖（1895—1984），字龍蓀，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湖南長沙人。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1914年畢業赴美留學，先生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2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英、德、法等國留學和從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國，1926年應清華學校大學問之聘，任哲學係教授，是清華大學哲學係創辦人之一。抗戰期間，執教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係，亦是清華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隨清華大學回北平，仍為哲學係教授。
1949年後，曾任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務。1952年院係調整後，曆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和係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79年被選為中國邏輯學會會長；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員、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五、六屆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主要著作有《邏輯》、《論道》、《知識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