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麵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裏沒有寫進去，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極窄。
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麵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肖珊，曾問過金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課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隻有幾個人。學生裏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不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麼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大腿。——火腿是很少人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隻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師者，張教授出解惑也。然舍先生之為師者，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學術上隻有高低之分。沒有輩份之分，自由平等的精神尤其需要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