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一生都是在自強不息的奮鬥，靠著這種精神才在學術上取得了成就，三心二意是不可能求得真才實學的，如今還有誰肯像先生那樣做學問呢？
先生講授唐史備課要使用通鑒、通典、兩唐書、唐會要、唐六典、冊府元龜多種史籍文獻。前四種書，先生指定他要聽讀的部分，要我事前準備。後三種書和其他有關的書，需要時先生命我檢閱。大書桌旁擺著兩件小沙發，我麵對先生坐著，我的背後是一書架經常使用的書。先生特別重視通鑒，道德聽讀。我一字一句地讀，先生聽著思考著。有時，先生命我再讀一遍，更慢些。通鑒聽讀完畢，先生提出一些問題，先生授我寫。先生讀通鑒多次，能背誦。有一次，我讀通鑒還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來，重讀；我感到，我讀的有錯誤或脫漏，我更仔細一字一句慢讀，果然發現，我第一次讀時脫漏一字，我感到慚愧。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實是一件大事。要學先生治學，就要像先生那樣一字不苟；要學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樣一絲不苟。
通鑒通讀完畢，同樣聽讀通典、兩唐書，最後，先生授，我寫下類似講課綱要也類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這一草稿要不斷修改。一次備課要用很長時間。
先生對工作時間很嚴格，每天早八點開始，十點，休息二十分鍾，在上課前，我寫滿兩塊大黑板。先生準時講課，我扶著他走進教室坐在藤椅上，並稟告先生黑板上寫出史料的順序。先生即閉目講課，講授過程中，時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寫在黑板上，並念給沉重聽，兩節課，中間雖有休息，先生已很勞累，靠坐在沙發上閉目休息，我做些有關備課和沉重作業的事。
嚴以治學
……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也好，×××她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陳寅恪晚年提出這一原則十分重要，這樣，他就提前預防了在他死後濫充他的學生的人。本此原則，陳寅恪晚年，真正夠得上他的學生為數極少。劉節（字子植，清華國學研究院1928屆畢業生，曾任中山大學曆史係主任）是其中一個。當他被告知（或暗示）隻要他批陳寅恪將會很快過關時，他的回答是：“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清朝乾嘉時代的學者不敢講現代，隻搞考據，因為當時大興文字獄，講現代者要砍頭，比現在還厲害……”劉節敢於講出這樣“觸目驚心”的話絕非出於一時衝動，而是有著真正的、陳寅恪式的學術思想為基礎。換句話說，他確實受過陳寅格的真傳。
在授課過程中，陳寅恪更是一本認真負責的精神和態度。在30年代課堂講授期間，他雖身體瘦弱，但從不輟講，有人聽了他四年課，沒記得他請過一次假；他治學、講授態度嚴肅，從不嘩眾取寵。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學用央文作學術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許多中外人士聽說以武則天為題材，都以為必有許多“宮闈秘事和佛教因緣”。在好奇心驅使下，紛紛湧去聽講，希望“一飽耳福”。誰知陳氏講的純是學術性的考據，他從武則天的宗教思想來說明她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麵首，原來是佛經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廣蓄麵首”，“如此這般利用采補術了”。結果，為學術而來聽者獲益匪淺，為好奇而來者大失所望而去。在課堂上也是如此，他講課總是平鋪直敘，但聽者並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機會難得，不應該輕易放過；每當下課鈴響，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時光流失太快之感。他講課的內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課可以聽上好幾遍，仍有新鮮感。
在陳先生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一代學究的治學之風，更能看到一種精神，一種民族精神，那就是身處逆境，自強不息。這也是清華的精神。以這種精神處世的人，我認為是了不起的，以這種精神做事，能有什麼事做不了呢？
團結奮鬥，不斷進取
漫步在清華校園，注意過往的每一個人，你可以發現他們是那樣的自信與快樂。如果你仔細體味，更能感到有一種融洽的氣氛，仿佛親情一般連結著你和我。所有的清華人仿佛一個整體，他們互敬互愛，共同奮鬥進取。正是這種精神，使清華不斷發展壯大。也正是這種精神，使清華為祖國的進步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