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佩鬆先生的一生確是有點像一場精彩的球賽。他使出渾身解數衝向一個目標，有如球員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進對方的球門。這個球門就是他所說的“生命的奧秘”。他一絲不苟地嚴守著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衝在別人的前麵。這個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樣總是有點牽強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學領域裏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像他在球場上踢球一般。我既是個球迷，自容易這樣來體會和讚賞他這本回憶錄裏寫下的一生經曆。
在湯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門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十分自覺的。更引人入勝的是他敘述這個目標怎樣逐步由模糊而明確，由動搖而堅定，由抽象而具體，由“定情”而堅貞不移。
我們都應像湯先生一樣，找準自己的球門並為這個目標全力以赴，隻有這樣的人生才是一場精彩的球賽。
超前或敏捷過人是湯佩鬆先生突出的個性。他老是跑在他這門學科的前麵，使他的老師輩或當時的權威瞠目結舌。再舉一個實例：湯先生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完本科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一九三年他受哈佛大學普通生理學研究室之聘去協助當時的權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題目是“種子萌發期中呼吸作用的溫度特征”。這是生物科學當時的前哨課題，目的是在找出呼吸這種生理現象和溫度的關係，求得在不同溫度中生理上化學反應速度的常數。可是我們這位不甘心在時代水平上“人雲亦雲”的超前哨兵卻“對老板的總的思路開始懷疑甚至厭惡”了起來，因為他認為“呼吸作用隻是氣體交換的表麵工作，離開探索生理功能的實質相差甚遠”。
湯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約定的試驗工作的同時，私下卻做了一些“黑活”。通過這項“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製和光恢複方法首次證明了在植物中存在著細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實驗又突破了當時酶學動力學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數，因為米氏公式隻適用於離體單純的酶本身（invitro）而不是存在於細胞體內（insitu）的酶活性與氧濃度（分壓、底物）的關係。換一句話說，米氏是把細胞破碎後去測定的，而湯氏則在完整生活著的細胞中測定的。這項“黑活”把湯先生真正擠進了探索生命奧秘的大門，而把當時的那些權威一下拋在身後。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在專研學問時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才能在這個領域裏有所建樹。
他在一九三三年離美時繞道走歐洲返國，目的是探探這門學科在國際上的水平。他訪問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謝）作用的權威。在英國劍橋大學遇見Keilin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的這些關於細胞色素在體外氧化還原現象是否能代表它們在體內進行的規律？”他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隻能由你自己去回答”。這句簡單的答語指出了湯先生正在進行的“細胞呼吸作用的動力學研究”將是他在這門學科中“獨樹一幟”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體係。他當即立下決心將為此奮鬥終身。這個體係的主導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盡可能簡單的，並又在進行正常生命活動的機體（動、植物或其細胞）在盡可能單純的化學及物理環境（反應體係）中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一些無組織的（有機）物質是如何通過呼吸代謝、能量轉換而變成有形態組構，能進行包括生長、發育在內的生命活動現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學的最前沿了。
知恥而勇、奮發向上
清華要向前，要超越，國人要自強，國家要北大，民族要複興。我們的祖先說過“知恥者近乎勇”正因為我們還不如別人，所以我們更要勇往直前，去拚搏，去超越。
清華是個“賠款學校”，是美國用中國庚子賠款餘額建立的，美國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培養一批“追隨美國的精神領袖”，而學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聯軍洗動過的清華園和近春園。學生整天麵對著被焚毀的斷壁殘垣，民族恥辱時時襲上心頭，當時在學的吳宓曾有“熱腸頻灑傷時淚，妙手難施救國方”之歎。“五四”時，北大已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而清結可稱道的是聞一多貼出的嶽飛《滿江紅》，主題還是雪恥。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學生受著美國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後卻非常敏感於西方人對黃種人的歧視（可參閱吳宓、朱自清、聞一多的日記與書信），他們遠較其他大學的學生蘊積著更深重的對於民族恥辱的痛感；1925年為抗議日軍炮轟大沽而爆發的“三一八”遊行示威中慘遭槍殺的韋傑三烈士，在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國要強起來呀！”為紀念這位年輕學生而立的碑是從圓明園搬來的一個被侵略者砍斷的石柱，它那寧折不彎的身軀是清華精神的一個重要象征。1928年清華改成大學後，如何擺脫美國的控製實現學術獨立便成為清華建設的主題，而其深處的情感動因仍是雪恥。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貽琦任校長第一次講話沒講學術自由卻講了莫忘國難。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華終於成為大學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壘。這種為民族雪恥的激情，在解放後轉化為建設祖的獻身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