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眼看中國在科技上日益落後居然還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來的領導人痛心地說：“什麼崇洋媚外？！連洋人屁股都看不見了！”“文革”後，這種恥辱感重新化為辦世界第一流大學的強大動力。“明恥”是清華精神的重要表征：恥中國科技與文不如西方發達國家；恥清華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學；恥清華某些方麵不如國內兄弟院校；恥本學科水準不如校內先進學科；恥個人學習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學或教研室同人。“知恥而後勇”。清華人的恥辱感是民族恥辱感與個人恥辱感的綜合，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純個人罪感。它顯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實。
我們不怕落後，也不怕別人嘲笑，隻要有拚搏進取的精神，我們就可以趕上、超越。恥不如人隻能是我們拚搏向上的動力，清華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重托，更應當知恥而勇，奮發向上。
30年代的清華園便最能體現清華精神的所在。
“自強不息，厚行載物”的清華精神，滲透在清華教學的各個方麵，在清華的體育教育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馬約翰先生是其中的貢獻較大者，他時刻告誡我們要自立、自強，要知而勇。
清華學校成立初期，雖設有體育部，但體育並未列入正式課程。直到1919年開始實行“體育實效測驗”，規定體育不及格者不能畢業。
清華體育活動的真正展開，是從1920年開始實行“體育實效測驗”，規定體育不及格者不能畢業。
清華體育活支斬真正展開，是從1920年馬約翰先生擔任體育部主任之後開媽的。馬約翰，給許多清華畢業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個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潑可親，頗受同學們的喜愛和歡迎。為使學生走到運動場上去，學校采取了強迫運動的方式，規定每天下午4時到5時，為強迫運動的時間。這時，學校就將圖書館、教室、宿舍全部鎖起來，學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場或體育館運動，體育教師則到處巡視，加以指導。如有學生仍躲到樹底下看書，馬約翰就走遍校園的各個角落去尋找他們。他出於一種責任感和祖國的榮譽感去說服這些學生，要他們好好鍛煉，要有強健的體魄，以免到國外時，被人譏為“東亞病夫”，不能給中國人丟臉。馬約翰的目標就是，“不許人家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要打倒‘東亞病夫’”。經過他多次勸告之後，躲起來看書的“小夫子”們也都出來活動了。
馬約翰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這是他勤勤懇懇畢生獻身體育事業的主要動力。他幼小讀書時，看到周圍同學大部分麵色芬白，文質彬彬的，心裏很難過，就決心要通過體育改變這種狀況。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有的外籍教師嘲笑中國學生“就是笨，還不如美國的小孩子”！馬約翰聽了不服，就用事實和那個美國教師“吵了起來”。來到清華後，他常聽說中國學生在外國受氣的事，外國人把我們叫“東亞病夫”，他很痛心。他後來說：“從我來說，我主要是考慮到祖國的榮譽問題。”他常向同學說：“你們要好好鍛煉身體，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勁，要去幹。別人打棒球，踢足球，你們也要去打，去踢；他們能玩什麼，你們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給中國人丟臉，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別人一發狠，你就怕，……”他說：“中國學生在外麵念書都是好樣的；因此我想到學生在體育方麵，也要不落人後。”
抗戰期間，馬約翰懷著愛國熱忱，隨校南遷到長沙、昆明，與全校師生一樣過著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但他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仍千方百計開展體育活動並發展軍體項目，教同學以抗敵救國的本領。1937年底南京失陷，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在大操場舉行抗日誓師大會，學生紛紛要求從軍，參戰。馬約翰在大會上也大聲疾呼，激發同學們的抗戰激情。
當然，在舊中國，“體育救國”的善良願望終究不會變為現實，但一顆赤誠的愛國心不但使馬約翰在業務上取得光輝成就，而且使他在關鍵時刻能夠滿懷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時期，我們都不能忘記去愛我們的國家，不能忘記去奉獻，這是清華人講求的原則，也是我們每個人做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