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東本來就是一個曆史愛好者。當他還是一個高中生理科班尖子生的時候，就在緊張的學習間隙積極涉獵曆史書籍。那時對曆史的學習，完全是出於興趣，不抱有任何功利色彩。
這個好習慣一隻保留到大學畢業。隻是在參加工作後，繁忙的警務工作讓他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越來越少。
這本《我的前半生》，是張劍東在偵破方少剛被害案中了解到的。本意也就是為了滿足一下自己對曆史的興趣而已，並沒有指望著從中發現什麼偵破線索。來到大栗子溝前，就隨身攜帶，隻不過最近因為案件偵破日程緊張，所以一直沒有來得及看。
這回終於騰出了時間，張劍東決定認真品讀一下這本從岱山帶來的溥儀回憶錄。
在為溥儀個人命運感到唏噓之餘，他也在書中發現了關於本案的些許曆史鋪墊。如，溥儀在回憶錄中，陸續描述了自己無意間發現了建福宮中大量珍寶，後將珍寶偷到攝政王府，再將珍寶隨身攜帶等一係列事實。這與鄺大業的敘述是完全一致的。而據鄺大業教授的推斷，那柄玉斧很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從建福宮流出，並一直被溥儀掌握的。
由於介入了玉斧案，所以張劍東此時讀書是有目的性的。凡是與案件無關的那些情節，張劍東都一眼帶過。所以，很快，他就看到溥儀在蘇聯對日宣戰後，被迫來到大栗子溝避難的那段記敘。
這一部分，自然是張劍東的重點關注內容。
此時，他手中的書，被翻到了第六章《偽滿十四年》當中的第十節《大崩潰》部分。
當中，以溥儀的口吻，記敘了1945年8月13日，也就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兩天，溥儀對大栗子溝的描述，“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在一個山彎裏，與朝鮮一江之隔，清晨，白霧彌漫著群山，太陽升起之後，青山翠穀，鳥語花香，景色極美，在當時，這一切在我的眼裏卻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礦長的住宅，有七八間房，這種日本式的房間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鬧哄哄的。……”
“等等！”張劍東心中突然一陣疑惑，“好像有點不對啊！”
看著白紙黑字，張劍東在回想自己來到大栗子溝以來的所見所聽，終於發現了疑點：溥儀的回憶錄明確記載“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可是，為什麼當地派出所和村委會主任先後多次說過，這個大栗子溝附近產鐵，有個‘鐵礦’呢？
難道溥儀寫錯了，抑或是筆誤？
再一想，張劍東覺得溥儀不可能是筆誤。
首先，溥儀是在中國曆史上具有極其特殊地位的人，他的回憶錄具有相當程度的曆史研究價值。以當時國內對意識形態管控的政治環境，這本書一定會在出版前受到嚴格審查的。任何表述上的瑕疵都不可能逃過這樣嚴格的審查，更不要說是“筆誤”了。
其次，張劍東有意地翻看了出版商的信息。原來，這本書是由群眾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的。如果說對別的出版社，張劍東不了解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對群眾出版社，張劍東決對不會陌生——這是自成立之初就由公安部直屬的國家級出版社，向來以嚴謹嚴肅出名。對於這類書的出版，肯定是政治任務，必定會因為怕出紕漏而與溥儀反複確認和校對。而且，作為群眾出版社，要確認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還是鐵礦，簡直易如反掌。
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大栗子溝依然在書中被描述為一座“煤礦”，這一定是溥儀有意為之、出版社刻意“容錯”的結果。
可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一個大大問號，刻在了自己的的大腦。
已經有點頭疼了的張劍東突然又覺得有點好笑。感覺自己的職業病犯了，有什麼必要為了書中的一處無關大雅的記敘而大傷腦筋呢？